舒愤·警悟·赏玩——司马迁、曹丕、萧统著述思想差异比较谈

著述思想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自立新意与传承旧说两重涵义。由于性情遭际的不同,古人的著述观念也纷然杂陈,其间差别很大。司马迁、曹丕和萧统,分别代表了舒愤、警悟和赏玩三类著述观念,这是三种相互对立又互相补充的中国文化因子。它们分别概括了文学的社会认识意义、政治教化功能及审美娱乐价值,构成了古人著述思想的三种基本类型。中国古代著述观念思绪虽然繁杂,但基本都可归入其中。     

中国古代“忠义”内涵再探

“忠义”是中国古代的重要道德观念,以往认为它多偏重于“忠君”之义。实际上,构成“忠义”的“忠”和“义”有着内在统一的书写逻辑,“忠”所体现的伦理次序的适宜性,使其成为“义”的意涵的一部分。二者在词汇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对道德的追求而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忠义”发展出在不同场景下的双重内涵,即“在国家为忠,在民间为义”。所以,正史忠义类传除了收录“捐躯陨节”的忠臣,也收录舍己为人、朋友情谊等偏“义气”的内容。“忠义”的双重内涵,不是分隔孤立的,而是统一于其内在性质之中。忠义的性质包括天性特质、甘愿放弃生命的牺牲性,以及被奸邪所激发的对立性,实际上更多地生发于“义”,而不仅仅是“忠”。     

字自忠贞出 文从肺腑来——读诸葛亮《前出师表》

本文从刘备托孤以后的历史背景出发,由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对《前出师表》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深入剖析:一、报先帝而忠陛下,借出师而表赤忱;二、教审时而知度势,激奋发而励自强;三、辨忠奸而明陟罚,举贤才而修政治;四、感三顾而事两朝,披肝胆而显忠贞。从而将诸葛亮那种“报先帝”、“忠陛下”的拳拳赤忱、耿耿忠心形象逼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并在结尾对《前出师表》的思想意义和阶级局限,进行了辩证的历史的分析。     

“孝”的文化与“忠”的文化──中日传统家族伦理之比较

对于中日两国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给予深刻影响的儒家伦理，实际上主要是家族伦理。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中国和日本，其家族伦理有着极大差别，前者是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后者是以“忠”为核心的家族伦理。     

元明戏曲舞台上的伍子胥形象及其审美特征

元明之际有关伍子胥题材或涉及伍子胥故事及评价的历史剧有十五种之多 ,这在中国戏曲史上是一个特例。而关于伍子胥每一阶段的形象塑造 ,都蕴含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以及广大民众对这一形象道德的、审美的评价。本文旨在通过对元明戏曲舞台上伍子胥形象及其审美特征的研究 ,进一步探讨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     

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观念及其现实意义

忠孝作为调节社会人伦关系的基本规范 ,有它自己的起源、发展轨迹 ,既有阶级性又具有全民性 ,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价值。在改革开放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 ,继承和弘扬忠国孝亲的传统美德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试论传统忠文化的当代价值

忠文化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其在古代社会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对社会稳定与进步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当代社会,须再次重视忠文化的真正内涵和忠文化的社会价值,使忠文化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捍卫国家和平统一、维持社会稳定、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建设廉洁政治等方面的功用。     

《国语》、《左传》中的家庭道德教育及其现代价值

《国语》、《左传》记述的家德教育的内容、方法是对周公以来家训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使德教成为家教的核心内容并基本定势化。批判地取其精华,捨其糟粕,对于改善今天的家教,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日本石高分封制与幕藩体制——兼论石高分封制下的武士

石高分封制在金字塔型的武士等级内部 ,以土地所产生的利润——石高作为再分的原则 ,家臣武士祖传的土地所有权成了既定的“石高”数量。主君掌握家臣的经济命脉 ,主从关系成了恩赏与效忠、统治与从属的关系。离心势力成了无本之木 ,为将军“名正言顺”地转封大名 ,为德川幕府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前提条件。同时 ,也造就了幕藩体制的掘墓人 ,下级武士丧失统治阶级的基本经济特征 ,并成了封建制度内在矛盾发展的载体 ,导致他人“一定要废弃封建制度本身”。     

左宗棠想自立门户吗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让左宗棠在湖南招兵买马,组建一支5000人的队伍。左宗棠凭借自己在湖南幕府打下的基础和建立的威望,仅用两个多月时间,就募练成军,并正式命名为"楚军"。楚军是湘军的一个支系。左宗棠不用湘军之名而用楚军,后人多以为他独树一帜、自立门户的愿望十分强烈。其实这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