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风险的法律维度: 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

以风险理论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法律制度,根据风险产生根源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风险会表现为制度运转失灵风险、制度功能偏差风险和公平性缺失风险。化解制度风险,形成制度风险的维度,不可基于同一个标准,而是需要在大的框架之下论及制度风险的法律管控,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构"建立私权,善用公权"的多元法律控制体系,并在体系内引入技术规制,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推动民间习惯法与法律制度、公法与私法的互动式发展。     

中国合作社社员资格制度界定与完善——基于博弈论和对新合作社法的思考

在合作社法新修订背景下,定义社员资格制度,通过比较选择开放社员制与封闭社员制,对中国合作社社员资格制度进行界定,并对新老社员博弈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中国的合作社实行较为开放的社员资格制度,合作社可设置入社"一级门槛"增加社员的归属感和参与感,设置入社"二级门槛"可解决产权稀释问题。对于较发达地区或合作社发展相对成熟的区域,可加设"二级门槛";对于欠发达地区或合作社发展处于不成熟阶段的区域,可降低"一级门槛",不设"二级门槛"。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社员资格制度有助于合作社的规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带动小农户共享现代农业发展成果。     

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兼析金融危机后的影响

本文从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4个方面衡量劳动力议价能力,运用模型刻画了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同时选取2001～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进入新世纪后,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一,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显著正相关,劳动力议价能力可以解释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10.10%,且工资在二者传导机制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二,对于全国层面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分别贡献了约1.004、18.602、1.395和0.77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层面的劳动力属性和闲暇效用的贡献比全国分别高1.593和1.706个百分点。其三,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速度、第三产业比重和劳动力议价能力成为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的主要动力,三者平均贡献了19.881个百分点。     

互联网深化、信息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平稳性

互联网作为信息搜寻和传播的重要渠道,有利于缓解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从而有助于稳定企业出口预期,保障出口企业的持续生存。本文首先基于Fernandes 和 Tang(2014)的研究框架将互联网深化程度和出口集聚同时纳入到异质性贸易企业模型,在剥离出口集聚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基础上,从理论视角揭示了互联网深化程度提高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特别是出口持续生存的内在机理与方向。研究发现,不同于出口集聚会同时影响企业的需求冲击和成本冲击,互联网深化带来的信息溢出效应会通过贝叶斯法则(Bayesian Rule)使得企业修正其对国际市场不确定性的预期,提高其对目的国市场成本冲击的估计精度,从而在互联网深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临界生产率较低,有利于其出口参与度和出口稳定性的提高。然而互联网深化程度提高不影响企业在目的国市场产品出口的集约边际。本文使用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企业-目的国-产品层面实证检验了本文的理论命题。研究表明,我国政府应充分发挥互联网发展降低信息不确定性的微观机制,以推动外贸的平稳增长。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的思考

制度形态具有二重性:抽象性与具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就是抽象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态在中国的具体化,它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又经历了一个"二次抽象"的过程,即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抽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结合中国实际(具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抽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体)。随着具体—抽象—具体的制度构建逻辑的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逐渐形成并具有了独特的内涵。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的认识有必要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与社会主义制度形态、资本主义制度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其他三种形态以及"中国模式"等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