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壹《非草书》书学思想研究

在书法艺术开始走向审美自觉的时代,在书法批评史的开端,在两千年浩如烟海的书论中,有一篇文章,它第一次以一种专论式的批评方式理论阐述草书的"不足学""不配学""学无用"。但历代众多的书法论文选本都把这篇文章摆在前列,如《法书要录》《书苑菁华》等俱载此文。直至今天,这篇文章所揭示的书学思想及时代意义依然值得我们反思、深思——这便是东汉赵壹的《非草书》。"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反对当时张芝、罗晖、赵袭等人对草书如痴如醉的追求。赵壹认为这些草书家没有去研究圣人之道和治国之道,而来研究一个 "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的 "小技"——草书,这一举动有悖圣人的教训。"《非草书》在书法史中显得如此光彩照目,桀骜不驯,特立独行,却又让人感觉有些孤苦零丁,或许正是这个不一样的赵壹可以让我们从另一角度更加深入的了解草书。我们学习传统技艺的乐趣,除了技艺本身之外,还可以借这些技艺和文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古人所思所想,有如穿越时空、与古人相晤。     

民国时期汉语语文辞书词性标注研究——以《王云五大辞典》为例

民国时期为我国汉语语文辞书古今转型的关键时期,《王云五大辞典》是该时期第一部采用现代汉语语法体系为字词标注词性的白话词典,本文对《王云五大辞典》的词类划分依据和词性标注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剖析,并与其他代表性辞书的词性标注加以对比,总结《王云五大辞典》在词性标注理念的时代创新性,也指出其字词词性标注中存在的不足,供当前的辞书编纂参考借鉴。     

司马迁生年考

司马迁生年存在两说,此两说均以《博物志》为主要考证依据,抛开《博物志》,以司马迁著述为主要考证对象,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其推演思路是以《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征和二年为基准点,以"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向前推出司马迁出仕的时间在元狩六年至元鼎六年之间,从而排出"景帝中五年说",在确定了司马迁出仕时间段后,依据"二十而南游江、淮"一句来推算他出仕时的年龄在前117至前111年之间,由此向前推,得出司马迁的生年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段",即司马迁生年当在武帝建元三年至七年间(前138—前134)。     

论《三叶集》《女神》对早期新诗观念的建构

《三叶集》蕴含丰富的诗学信息.郭沫若等在《三叶集》中有关“人格忏悔”的探讨,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场”,一个反思性“内面”得以登场.在诗学意义上,这标示着现代抒情主体的裂变与生成.《三叶集》建构的诗学观念在诗集《女神》中得到具体显现,二者构成互文性文本.《女神》显著的艺术特质是以抒情为本,确立了抒情的诗学本体地位.《三叶集》与《女神》共同推进了抒情主义诗学的建构,在早期新诗观念的建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价值.     

“世界文学”：概念辨析、逻辑维度、当代省思——基于《共产党宣言》的文本分析

《共产党宣言》科学归纳了资本主义文化形成的历史进程,对世界历史境遇下的文化发展趋势作了详尽的阐发.透过“世界文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文化发展的具体进路,呈现了文化随生产力、生产关系、全球化而发展的基本逻辑,提供了文化建设与文化治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文学”思想考察当今诸多的文化现象与有关文化发展的思想观点,可以获得多方面的思想洞见.文化具有经济性,也具有政治性;具有民族性,也具有融合性;文化发展具有被动性,也具有主动性.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封闭主义、“普世价值说”与文化发展的基本逻辑相背离.创新、交流、自主应成为文化建设与文化治理坚持的基本原则.     

西夏文《<金刚经广释>复注》研究与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西夏地区所流行的藏传佛教显教注疏以往较少为学者所重视,却是活跃于西夏地区的藏传佛教僧人学习、修行所必需的文本。此类文本主要以藏文原本和西夏文译本两种形式流传,文章所涉文献即是藏族高僧在西夏所造,又译为西夏文的《金刚经》注释书。该文献在遵循藏传佛教阐释习惯的同时,亦含摄了西夏王朝建立以前即流行于敦煌地区的汉传佛教学说,体现出当地僧人博收广纳的学习方式以及该地区多元交融的文化氛围。     

谱系研究：总体历史链条断裂中显露的历史事件突现--福柯的《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解读

找到没有本质的事物，也就是找到历史中的他者———这是一种将传统生物树式谱系链斩断后生成的新的谱系真相，尼采就是在这个全新的倒置构境层中透视传统道德和重估一切文化价值的。正是在这个传统谱系倒序的构境意义域中，福柯深入地发展了尼采这种新的倒置的谱系观念。他提出，谱系研究就是要重新面对那些被总体性历史棱镜剔除的黑暗中的独特事物和现象，让它们重现，即不再是某个重大历史目的和伟大进步目标的“阶段性”事件和“不成熟”的雏形，它们只是无本质的自己，即非目的论中的历史他者，这也就是反对起源的谱系研究的真正历史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