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僧侣遗产的法律问题

继承制度是社会契约即共同体契约在人类家庭中的体现,实际上也是共同体共同共有或其他关系的一种法定解释。宗教团体、少数民族群居部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五保户等共同体契约的制度内涵可以覆盖并替代继承。依据《民法总则》第93条之规定,寺庙作为捐助法人,设立理事会等统一的内部机构,形成共同体的内部治理结构,依照法人章程形成对内的行为规范,指导僧众的行为,生活生态呈现一种自成一体的共同体结构,僧侣遗产的处置应当适用共同体中建立的习惯规范,而并不适用继承制度。这并不意味着继承制度与宗教习惯、民族习惯、民间习惯存在冲突矛盾。适用契约路径解释僧侣遗产的处置,可以有效解释一系列继承法进路无法解决的问题。     

基于亲社会导向的内疚研究：回顾与展望

内疚是个体在自我道德评价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或他人思想、言行违背了某种道德标准,并觉得自己应为之负责而产生的一种不愉悦的、自我聚焦的情绪体验。适度的内疚具有亲社会效用和道德发展功能,而过度的内疚则有害身心健康发展。现有研究不仅从内部焦虑、依恋关系、因果报应、交换互惠和脑神经机制等方面揭示了内疚产生的机制,还从道德发展水平、共情能力、认知归因、气质类型、教养方式等方面探讨了内疚情绪的影响因素。今后研究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个体内疚情绪培育和管控路径的发掘,以充分发挥内疚在完善个体道德品质、促进人际合作、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此外,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统一研究范式,加强脑神经机制及跨文化研究等也是今后研究应予关注的重要方面。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省会域市客运航空网络的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省会城市客运航空网络的影响,基于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全国疫情数据,将疫情发展划分为常态化防控、轻微、严重三个阶段,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该时间段全国省会城市之间开行的客运航班数据展开分析.本文研究结果显示:(1)当网络中占据领导地位的省会城市暴发轻微疫情时,会提高周边拥有发达铁路网络的省会城市的网络影响力;然而,当前者暴发严重疫情时,全国各省会城市的网络影响力会全面下降;(2)当热点旅游省份暴发轻微疫情时,会提高远离疫情暴发地的其他旅游省份的省会城市的网络影响力;(3)一个城市的网络控制力越高,越说明其处在网络中的"中转瓶颈",随着疫情发展,在中东部地区按需新增临时短途航线可以有效破除网络中的"中转瓶颈".     

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医的社会性偏见：以梁启超疾病史为例

文章回顾了近代时期医学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近代知识分子产生对中医社会性偏见的原因是西医的科学知识被社会所需要，由此分化出对两种医学不同的价值取向。文章以梁启超疾病史及其在公共领域发表的社论与私人家书做对比，具体说明了对中医的偏见在社会中的显象与运作。     

民族基础教育政策变迁历程、逻辑及展望

[提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民族基础教育政策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普及初等教育主导下构建民族基础教育管理体系（1949-1980年）、教育体制改革背景下健全民族基础教育补偿体系（1981-1991年）、以实现“两基”为前提构建民族基础教育法治体系（1992-2001年）、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主要方式构建道德教育体系（2002-2014年）、以特色发展为工作重点挖掘民族基础教育文化体系（2015年至今）五个阶段。呈现出从“补偿体系健全”到“文化体系挖掘”，坚持“优惠与特色”为主要特征的“政策—理念”演进逻辑；从“教育规律遵循”到“民族政策贯彻”，坚持“教育政策贯彻与民族政策宣传”并重的“政策—环境”演进逻辑；从“管理体系建构”到“法治体系完善”，坚持“政府主导，民众参与”为特点的“政策—行动”演进逻辑。面对新时代背景与发展机遇，民族基础教育政策要坚持特色发展，引导政策理念向“文化性与人本性”的回归；遵循政策规律，创设“教育规律与民族工作规律”共显的政策环境；坚持良法善治，采取“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的政策行动，助推民族基础教育实现优质均衡发展。     

日本红十字会参与疫情危机应对的机制及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捐赠款物,体现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精神。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地方政府依循惯例,迅速指定省、市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作为接受社会捐助的专责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疫情重灾区湖北、武汉的红十字会却暴露出救援物资分配不均、捐赠收取管理费等问题。本文从国际比较视野出发,选取日本红十字会为研究对象,采取政策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考察日本红十字会的疫情防控参与机制与捐赠款物分配机制,并提出对中国的若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