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养生思想与中国古人的生命哲学

董仲舒的养生思想强调人的生命同自然社会的和谐性、同一性,主要表现为重"养义"和重"养气",其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人与社会与天形成生命一体化,个体生命担负着捍卫礼义文教的使命,融入家国天下的命运中.     

从"天人合一"的源处追寻其原初价值意义--兼评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天人观

西汉大儒董仲舒为适应西汉统治阶级的需要,全面改造了儒学,从而使儒学由一名地位卑下的小卒变为一家"独尊".董仲舒最先提出"天人合一",他的天人观是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宇宙观和方法论,以"君权神授"为旨归的.深得西汉统治阶级赏识的核心价值便是"君权神授",因为它既说明了君权来源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又便于西汉统治者实行中央集权.至于说他的天人观是阐述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观,则是没有根据的.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论董、何的“三世异辞”说

三世异辞(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与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三统说),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内外说),合称三科九旨,是董、何《公羊》说之总纲。惟三统与内外说重义不重辞,易为凭虚蹈空之弊;三世说则义、辞并重,是理解其余二科六旨的重要线索。董、何的三世说,含恩情、王化义;董、何的异辞说,含微辞、托辞例。由微辞、托辞,知恩情、王化之分;由恩情、王化之分,知三统与内外说之所指,则三科九旨可以相互贯通。     

董仲舒经学对历史的理解——以天人、古今关系为视角

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是中国传统学术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前者涉及历史的动因问题,后者则关涉历史之变化。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认为,孔子通过作《春秋》以寄寓其对天人、古今关系的深刻认识。那么,服膺于《春秋》的董仲舒,是否也通过其经学来表达自己关于天人、古今关系的理解呢？通过对董仲舒的＂道＂和＂统＂学说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得出肯定的答案。董仲舒认为,在历史进程中既有保持相对稳定的＂常＂,也有时时变动的＂变＂,＂常＂与＂变＂之间又存在紧密的关联,而无论＂变＂与＂常＂,又都可以从天人关系上寻得依据。董仲舒经学的上述认识,无疑表现出对历史的丰富理解。     

衡达天下 商通四海——访石家庄衡水商会会长李希钧先生

衡水，地处河北省东南部，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英才辈出，燕赵文化和齐鲁神韵，交相辉映。古代有汉儒宗师董仲舒、边塞诗人高适等名家；近代有共和国副总理王任重先生，著名作家孙犁先生等名士。尤以景州塔、衡水湖、以及“衡水三绝”内画、金鱼、毛笔，裴声海内外，可谓地灵人杰，源远流长。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发展

人性论的形而上学构建和儒学政治化实践是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人性论思想的重要发展。董仲舒在统合先秦儒家人性论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独特的人性论思想体系。董仲舒整合了形而上之“性”和形而下之“质”，弥补了先秦儒家单论“性”或独论“质”的弊端。董仲舒的人性论思想具有较强的政治实践性，在推动政治稳定的同时，也使仁学思想在政治实践中得到有效贯彻和落实。     

《白虎通》中的谶纬思想

本文围绕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以及天、君(圣人)、民等概念的来历、定义和关系,对<白虎通>中的谶纬思想进行了解析,揭示维系天、君(圣人)、民三者之间关系的纽带是以所谓"为民"为核心诉求和表达的政治道德,这样的政治道德也因此成为君权独尊下的中国传统极权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关键要素,"以德治国"成为中国传统极权政治的主要特质.     

独尊儒术:并不因为董仲舒--纠正一种流传广泛而久远的误解

长期以来,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扮演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罪魁祸首角色。董仲舒哲学中含有"大一统"的思想内容,但汉武帝实施罢尊政治韬略绝不可能仅起因于一介儒生的建议。从高祖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对儒学的意识形态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且这种作用一定远远超出了任何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而不在政治,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如后世学者所虚构的那么深远。武帝之后,儒学未获独尊,百家也没遭致罢黜。整个汉时乃至历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国施政的策略和手段一贯都是王霸兼用、儒法并采的,在具体的政治操作过程中,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独尊儒术"。     

擦出人性美的火花 把孩子的心灵照亮

一、概说“人性” 孔子曰：“性相近”，显见他认为有人性，且有共性：孟子云：“性本善”，几千年来，帝王们大概都以此说来进行人治。苟子以为“性本恶”，但他的学术没被董仲舒列为“正宗”，倒被蛮夷借鉴去法治了，以抑人类“恶之本性”。又有先贤搞平衡曰“食色皆性也”，并无善恶。左思主张“人有异同之性”。梁实秋和鲁迅也曾为此“恶”语相加：梁以为“人生的态度是歧义的．但人性的素质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而鲁迅先生以“香汗”、“臭汗”来两难，好在梁并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