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路径探析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之魂,也是国家治理之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文化给予支撑。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迈入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征程。其中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指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为国家治理提供最深厚的思想滋养。面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亟需发挥文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滋养功能。     

行政参与中的激励机制探析——以城市治理中参加人的利益平衡为视角

作为现代开放式行政的重要手段之一,行政参与不仅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级政府的工作实践,而且也在我国的立法中得到了逐步确认。然而当前在不同的行政领域中还存在着"参与充分"和"参与不足"并存的现象。仅就后者而言,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环境、卫生、社区治理等行政领域与参加人的直接利害关系相对较弱,参加人在付出了参与成本之后难以得到直接回报。为改变这一现状,有必要通过行政法律规范为参加人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提高参加人的选择性收益,从而吸引其积极、健康地参与其中。     

中国女权主义的国家革命责任及男性特色--兼论中西方女权主义差异

中国女权主义与建立在女性个体基础上的西方女权主义在时代国情的悬殊、文化背景的异质、理论核心的分歧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中国的妇女运动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女权主义处处体现出男性特色，被称为父系的女权主义。要发展中国女权主义，就必须正视其和西方女权主义之间的差异，在差异中挖掘本土资源养分，找到中西方女权主义的契合点，把握差异中体现出来的中国女权主义发展的独特道路。     

论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社会法制不发达、新行政诉讼法增加一般给付诉讼类型的背景下,探讨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尤为必要。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应注意与传统侵害行政的差别,其合法性受"法律保留"、"预算保留"、"立法机关审查"等多个原则的控制,以达成民主正当性;给付行政亦应遵循社会国原则,承担最低限度的国家"生存照顾"义务;给付行政的合理性受到平等原则、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补充性原则的约束。     

司法附属行政语境下的中国古代法官地位

“司法附属行政”是中国古代司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古代法官地位就呈现出鲜明的附属性特征，这种特征同样体现在法院的地位和司法权的地位上，这也导致中国古代法官没有专门的职业保障制度，而这一切都深深地镶嵌在当时的人治大背景之中。通过与现代法官地位的比较，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古今法官地位以至整个司法状况的巨大差异。中国现代法官地位在独立性方面相对于古代法官有了巨大改善，但仍然不尽如人意，还需要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进行反思和重点关注。     

我国医疗监管的弊端及其成因

自新医改以来,政府在加大公立医院投入、建立全民基本医保、提高医保补助标准及报销比例、建立国家医药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近年来患者实际医疗费用下降十分有限,绝大多数疾病的治疗费用不降反升,医疗服务公益性、可及性未改善。例如,医疗服务整体质量下滑,患者满意度不高,医患矛盾加剧、冲突频发,暴力伤医事件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当前医疗监管存在严重弊端是关键的推手之一。当前医疗监管存在的主要弊端     

完善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路径选择

在我国,通常是以司法和行政相结合的方式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即所谓"双轨制"。从两种保护形式的比较来看,用行政手段和措施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是颇具优越性的。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得到了长足进步,但尚存不尽人意之处。就如何妥善设计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体系来说,首先要逐步建立健全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其次,要通过各种途径确保行政和司法两种保护方式之间的无缝链接。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意义研究——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中央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提出的最新安全观念。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丰富、涵盖面广,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理论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从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出发,不仅能更好的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渊源,还能更准确地把握总体国家观的重要意义,为实现我国特色的安全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西金融大分流的国家信用逻辑

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18世纪中西经济大分流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此前发生的中西金融大分流.13世纪,当面临相同的财政压力时,无论是南宋政府超发的"会子",还是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债券,理论上都是国家向社会发行的信用凭证,本质上均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以国家信用的逻辑而言,南宋纸币体系极易崩溃的根源是国家信用不足,而威尼斯公债体制的稳定运行得益于国家信用之完善.两者之间国家信用的差异更是影响了后来的中西金融大分流,其主要的历史表现就是,英国在国家信用确立并强化的同时率先完成了金融革命,而明清时期的中国在国家信用依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注定无法内生出金融革命.由此可见,公债体制或纸币体系只是通往金融革命的不同路径,根本驱动国家实现金融革命与崛起的是保障公债体制或纸币体系稳定运行的国家信用.这一点,对于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启示重大.     

"指标困局":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与反思

在国家的扶贫实践中，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是影响扶贫绩效的关键变量。通过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调研发现，中央政府不断升级的治理手段为重构央地关系创造了条件，地方政府对国家扶贫理念转型认知的偏差以及在形成路径依赖之后的策略行为不仅容易产生对总体局势的误判，还为后期的政策困局埋下了伏笔。在此背景下，地方扶贫工作遭遇“指标困局”，即地方政府很难实事求是去识别贫困户，只能在既有的指标约束下进行精准识别，扶贫工作陷入了反复识别，却仍难实现精准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