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诠释与中西比较——对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有关思想的一点讨论

本文以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为例,说明近代学人对传统经典的理解和阐释,都是融汇中学与西学,开出新的路径与局面,使人文精神的传承得以绵延而不辍     

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研究

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大体可以从四个层面来描述:"中国文学史"这样一种著述方式是伴随着古今文学的转型而产生的;现代的纯文学观深刻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文学史"撰写;对古今文学之异的清醒认识是编年体文学史兴起的契机;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古今"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处理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即从这四个方面展开.     

《故事新编》与中国新历史小说

《故事新编》以愤世嫉俗的强烈讽喻性构成自己的美学力量。理想精神的解体、消亡与“小东西”们的鱼活伶俐 ,在作品中始终是相反相成的统一体 ,这是鲁迅关于中国古今社会史的独特发现和中心表达。其跨越时空、古今指涉的艺术意蕴 ,主要依赖于“杂文”意识的渗透 ,小说的作意和文体 ,在整体上都富于杂文意识。中国“五四”后的新历史小说在其发展进程中 ,从三四十年代的创作到“新历史主义”小说 ,与《故事新编》都有割舍不断的承传关系。它们也每每生发出可供借鉴的正反两方面的艺术经验     

浅谈优化古汉语虚词的教学方法

长期以来，在传统虚词教学中尚存在许多弊端．如何改革虚词教法，学界甚少论及和加以探讨，大都采取忽视或回避的态度．这一方面说明人们对虚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人们的避难趋易心理．因此，在传统教学中，教师一般都机械性地照本宣科，只注重对虚词个体的阐释与分析，而缺乏整体的对比和把握；既忽视其成系统、有规律的一面，又不重视与教学对象的沟通与交流，针对这种现状，本文作者在教学实践中，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步骤：第一，在形式上，调动学生的主体因素，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以激发其学习热情；第二，在内容上，古今对比，同中求异，既指出其古今相同的一面，又找出其“微殊”之处；最后，列出表格，加强直观性，以深化记忆．优化古汉语虚词教法，对掌握文言虚词的用法和意义，提高阅读古文的能力，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于婚恋观的思考

婚恋观是人们对恋爱和婚姻基础问题的看法，婚恋观与其恋爱、婚姻行为密切相关，并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稳定。当前．各种新观念、新思潮层出不穷，年轻一代婚恋观正在发生着温和而又深刻的嬗变。本文将古代婚恋观与现代婚恋观进行对比，研究青年婚恋价值取向的变化，引导青年端正婚恋动机，接受系统的婚恋教育，树立正确的性观念。     

论通假

通假是指在古代书面语言尤其是先秦两汉古籍中,普遍存在的音同音近的文字替代的一种现象.自清代至今,研究文章和著作虽然很多,但学术界对通假的一些理论问题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笔者尝试对相关问题,如通假产生原因、通假字与古今字、通用字、同源字、异体字等的区别,谈谈个人看法,从而提出通假界定范围.     

《辞源》通假字注释例商

《辞源》（修订本）是今人阅读古代典籍无可替代的权威工具书，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它在收词、释义、书证等方面，还存在着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尤其在通假字解释方面存在着本借字互倒和以通假字术语说解同义词、古今字、假借字以及解说自相矛盾等情况，有进一步补正之必要。     

贯通形上形下的努力——试论真德秀对朱子理学本体论的发展

真德秀的哲学本体论与朱子理学有明显区别。其“道”是自然规律,主要体现为天时与地利;其“理”是必然与应然的统一,必然是因果,应然是中正标准;其“太极”追求乾元与吾身的一体,集中体现了他贯通形上形下关系的努力。其“气”范畴具有阴阳之间感应、人赖以生存的条件、生命现象和人的精神等多重含义;其“器”范畴包括人的才质和独立人格等含义;其“物”范畴则具有客观对象和人的创造与实践成果等意义。真德秀专门讨论形上与形下二者关系时,既认识到“道”、“器”不可分,同时又强调“道”、“器”不相混。在“理”与“物”的关系中,强调二者未尝相离,以论证社会规范与自然规律的统一,避免了“理”独立于“气”的概念虚化之弊。     

“中国模式”的辩证解读——兼评“中国模式”解释多元化的方法论根源

“中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象,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智慧,科学解读“中国模式”不能不讲辩证法。在国际话语场,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充满了误读与偏见,“中国模式”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陷入了“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解释怪圈之中。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之外,不讲辩证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方法决定看法,方法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只有把方法搞对头,看问题才会不失偏颇,看法才能搞对头。科学解读“中国模式”,必选坚持“一”与“多”的统一,“变”与“稳”的平衡,“质”与“量”的互补,“中”与“西”的互鉴,“主流”与“支流”的兼顾,“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局部”与“整体”的呼应,“历史”与“现实”的贯通。这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证法,也是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     

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视角看翟理斯的英译杜诗

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是杜甫诗歌最早的英译文本之一。通过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发现翟理斯只选译了投射杜甫个人生活题材的诗歌,并有意偏离原诗题自创诗题,再加上淡化杜诗中的历史地理文化等相关背景知识,明显改写了杜甫及杜诗的形象。依据文化学派翻译研究理论家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分析框架,从意识形态、诗学方面分析翟理斯英译杜诗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发现翟理斯对杜诗的改写是受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思潮、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