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陕豫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重要的国家战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创新性发展是弘扬黄河文化,并使其融入当代民众生活的重要路径。基于当下非遗传承所面临的困境,应从非遗文化的内在脉络出发,加强对地方相关利益群体的关注,再造区域文化共同体。从学理上,晋陕豫三省应加快非遗学的建构,推动非遗学与黄河学的融合互补;在实践上,激活区域民众的主体性与参与性,通过多元主体合力,实现非遗的传承创新。非遗的传承创新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有利于强化民众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进而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体系建设

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就是要通过对流域内空间资源的控制、规划、干预和影响,调节流域内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实现黄河流域的持续、协调和稳定发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空间治理体系建设具有内在一致性。构建黄河流域空间治理体系有利于实现对流域国土空间的合理开发、科学利用和有序管理,从而化解流域经济空间分异的现实矛盾、助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升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黄河流域空间治理体系建设要聚焦科学化、系统化、多元化、民主化四项总体要求,构建科学严谨、流域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围绕主体功能区建设优化区域经济总体布局,完善政府、市场、社会三者有机配合的空间治理模式。以高水平的科技手段、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完备的制度保障和有效的政策体系为重要支撑,促进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推动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战略地位演变与高质量发展方向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在全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对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阐明了黄河流域的战略地位变化;从资源环境、产业体系、创新能力和社会民生等方面,解析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发现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生态脆弱、产业体系倚能倚重、创新发展动力弱、民生发展不足等问题和短板。围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提出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包括建设节水型社会、构建"三区七群"基本框架、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加强科技创新、补齐民生发展短板。     

黄河流域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效率的影响

基于2006—2019年黄河流域7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进行环境效率测算及动态分析,并将产业结构升级分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等2个维度,采用SYS-GMM模型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黄河流域的环境效率整体偏低,其中,地市级层面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省级层面差异较大,流域级层面呈现出波动上升的发展态势;黄河流域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均发挥重要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对黄河流域环境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则影响不显著。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深化流域分工合作以增强区域产业互动,强化创新技术优势以提升技术创新效率,注重区域生态保护以强化流域辐射效应等,以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生态效率时空演化及协调发展分析

为了准确把握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生态效率发展水平及两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以黄河流域的8个省(区)为研究对象,基于2012—2021年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方法、超效率SBM模型研究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并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流域内数字经济与生态效率的协调发展特征。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发展不平衡,山东和陕西两省处于领先水平;2)生态效率差异先缩小后增大,呈现两极分化态势,由东向西递减,且上游持续低位,中下游波动性较大;3)数字经济与生态效率协调发展水平由勉强协调提升至初级协调,但区域发展失衡持续存在,仅山东省、河南省达到中级协调水平,多数省(区)仍处于初级协调发展水平,数字经济与生态效率协调发展任务依然艰巨。     

张含英生态治黄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在近代中国,黄河流域生态破坏、民生凋敝,传统治黄方略已不足以应付人与自然的激烈冲突,泛滥的水旱灾害和恢复经济生产的强烈需求呼唤着治黄思想的彻底变革。近代治黄专家张含英本着尊崇自然、保护生态的理念,倡导生态治黄,强调合理利用改造黄河,形成了一套全流域综合治黄思想,从治理视域扩展、目标转换、手段升级及机构整合四个维度全面推动治黄思想的现代化转型。张含英生态治黄思想扭转了传统治黄主流思想,他提出的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协同治理、社会公平等治黄原则对当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设计和实施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启示。     

关于在《黄河保护法》中建立环境调查制度的构想

环境调查是以监测、统计、分析等手段系统全面获取环境信息，为环保决策提供依据的基础性环境保护制度。以往的环境立法反映了对环境调查的制度需求，但却没有完成环境调查制度的建设任务。《黄河保护法》是保护黄河流域环境的基本法、综合法，它有条件也有必要开展包括环境调查在内的环境保护基本制度建设。《黄河保护法》应为建立环境调查制度设立专章，明确环境调查制度以为政府环保决策提供依据为宗旨，确立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开设重大环境保护工程，分配黄河水量，实施环保规划制度、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等，必须以环境调查结论为依据。     

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2003—2018年两大流域16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改进熵权法、标准差椭圆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刻画分析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与动态演进特征,定量探测地域分异的主导因子,揭示高质量发展与地理环境间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样本期内呈现较为一致的波浪式阶段性发展特征,总体保持"民生-经济-社会-环境"影响力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在地理空间上扩张分散化趋势明显,空间溢出作用有所凸显。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比重、每万人公共交通数、每十万人高校在校生和人均消费支出是两大流域高质量发展地域分异的主导因子,双因子交互作用的驱动力均比单因子作用强,且交互作用类型以非线性增强为主。     

碳减排视角下黄河流域城市能源高效利用的提升机制研究

提升黄河流域城市能源利用效率既有助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又有助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基于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非径向Luenberger指数及分解项、Tobit模型探讨了2003-2018年黄河流域城市能源利用效率的时空特征、内生驱动机制与外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03-2018年间黄河流域城市能源利用效率整体上表现出波动上升态势,且能源利用效率的增长主要来自能源经济效率的改进;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高是推动黄河流域城市能源利用效率增长的内部驱动机制;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城市化、产业结构等因素对黄河流域城市能源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影响,且存在明显的时段差异和区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