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新教伦理与儒教伦理比论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儒教伦理的比较是韦伯世界宗教经济伦理比较的重点和核心 ,它由新教伦理与儒教伦理根本价值取向的比较和具体价值观念的比较两部分构成 ,前者主要通过禁欲主义与神秘主义、伦理先知与楷模先知、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等比较范畴体现出来 ,后者则可概括为根除巫术与容忍巫术 ,人性本恶与人性本善 ,天人对抗与天人合一 ,改造世界与适应世界 ,积极自制与消极自制 ,工作伦理与自然伦理等方面。韦伯的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比较观既有相当的理论建树和可取之处 ,也存在着不少错谬乖戾之处 ,需要我们加以理性的批判总结和清理。     

理性与理性化进程--解读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

韦伯对于理性和理性化的分析,反映出他提出理性的基本原由是整个社会理性化的不充分和不完备.以此为视角,作者重新对韦伯的"理性化"概念的内涵和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进行了简要分析,在此基础上认为,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面临的仍是"理性化"的不足.因此,我们应该坚持"理性化"的进程,健全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秩序、法律体系和组织管理体系等,这是我们走出和避免陷入后现代理性彷徨的一条重要途径.     

解读韦伯的三大隐喻探测韦伯对现代性的洞察

韦伯生前的作品涉及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军事、管理等多个领域,而在这多个研究领域背后,我们不难触到他对时代脉搏的敏锐把握和对人类文明普遍发展进程的深切关怀。正是由于韦伯研究旨趣的这种时代性和整体性(totality),使得他的作品为后世研究者们留出了极大的采掘空间。自韦伯去世以来,旨在诠释和重构韦伯作品的研究文献大量涌现,并且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演变而分化出若干不同的解释视角。粗略地来看,西方学界对韦伯的诠释大致有如下三种进路:1一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和全面解放的进路。这一视角从卢卡奇把韦伯的…     

韦伯官僚制思想论析

韦伯把官僚制看作是最具有政治理性化特征的法制型支配的纯粹执行方式,正确地认识到官僚制的现代性,即与现代理性经济、理性政治的相互适应性,这使它成为现代国家中不可或缺的管理系统.同时韦伯又深刻认识到它对人类自由的限制.对这一问题的阐释使韦伯的官僚制思想也具有了生存论意义.韦伯呼唤真正的政治家,倡导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统一的价值观念,主张建立民主制来克服官僚制的弊病,既有其合理的成分,又有现实的困难.     

韦伯论技术政治及政治的实质

作为现代社会理论的开创者之一,韦伯从"知识宰制"(学术为业)、"心性结构"(新教伦理)以及"技术政治"(支配社会学的类型重建)等三个维度为"未竟的现代性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技术政治作为合法性论证的一条至关重要的理论进路体现在韦伯学说的各个角落.当代社会,政治科学使得政治的实质日益被中立化的知识和科学的话语外观所遮蔽,韦伯关于技术政治的论述不仅将这种外观以类型学的方式重新表述出来,而且引导我们对技术政治中政治的实质加以反思与追问.     

On the historical determinants of third sector strength: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study proposes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the main causes of the third sector's strength. A Boolean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mainly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Rokkan and Esping-Andersen indicates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state-supported urban interests and Protestantism are necessary conditions. This result is very close to Max Weber's explanation of civil society which presupposes the facilitating role of the autonomous state. Thus,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reinterpret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Weberi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endeavor with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further explicated.     

韦伯新教伦理对建设和谐社会文化道德体系的启示

韦伯抽象出"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等理想类型,发现宗教与经济的关系,发现资本主义起源的独特精神动力,从而促使人们从精神和文化的层面探讨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韦伯的新教伦理观对我们现在还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启迪意义:没有人的现代化,即思想观念的理性化,就不可能有整个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现代化;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合理合法地追求和获取属于自己的财富,提倡靠勤俭致富、敬业信用;传统文化必须向现代文化转变。     

韦伯的法律可预计性思想

德语Berechenbarkeit一词有计算和预测的含义,今人译作可预计性。德语法律可预计性就包含了这个词,意思是依据法律可事先计算出某特定事态将招致的法律后果。这一观念兴起于19世纪的德国。马克斯·韦伯做出过深入地思考。他将理性法律的基本构成单位设为法命题(Rechts-satz),依据特定的法命题,可以计算出一定事态所招致的法律后果。在他看来,司法活动遵循法命题与法律的体系化,为法律可预计性提供了技术上的重要保证;而事物能被认知,又是法律可预计性得以存在的认识论前提。这几项内容结合起来,就构成了有关法律可预计性的思想体系。把韦伯的这个思想引入中国传统法律研究,可以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有阻碍法律可预计化的因素,而法家思想中则有推动法律可预计化的因素,由此推动当代研究的进步。     

马克斯·韦伯论藏传佛教

马克斯·韦伯是古典时代的社会理论大师中唯一曾经正面研究过藏传佛教的人。他主要分析了藏传佛教中的圣徒崇拜现象,对活佛转世制度、教会制度和知识与救赎关系都有着系统的见解;还分析了西藏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指出了西藏双重政权的合作是西藏文化得以保存和发扬的必要条件。     

“理解”及其运用:韦伯个体主义方法论解析

韦伯把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作为社会学的两大任务.通过对这两大任务的论述和对经典案例的分析,说明韦伯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在社会学理论中的重要意义和独特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