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论技术政治及政治的实质

作为现代社会理论的开创者之一,韦伯从"知识宰制"(学术为业)、"心性结构"(新教伦理)以及"技术政治"(支配社会学的类型重建)等三个维度为"未竟的现代性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技术政治作为合法性论证的一条至关重要的理论进路体现在韦伯学说的各个角落.当代社会,政治科学使得政治的实质日益被中立化的知识和科学的话语外观所遮蔽,韦伯关于技术政治的论述不仅将这种外观以类型学的方式重新表述出来,而且引导我们对技术政治中政治的实质加以反思与追问.     

对财产权问题的法哲学思考——从《巴黎手稿》重新审视

财产权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根基.洛克的自然权利论财产权、休谟的规则论财产权、黑格尔的自由意志论财产权在逻辑推进及其实践意义上差异悬殊,都与市民阶级的核心利益诉求密切相关,不能抹杀其时代价值,但并不能由此认为自由主义财产权理论已趋于完美,甚至终结.马克思从逻辑和历史两个角度对财产权问题的法哲学思考,有力地推进了财产权理论思想谱系的发展.     

数字正义论：理论内涵与实践机制

数字正义是指导和约束人类开发、设计、应用数字技术的价值准则，其本质是社会正义而非“机器正义”。在数字社会，数字正义的基本内涵是数据资源的合理分配、数字权利的充分配置、算法决策的公开透明和代码规制的规范有效，主要表现为分配正义、程序正义、互动正义和信息正义四种形式。数字化塑造正义空间，使正义的存在形态发生了从“比例正义”到“计算正义”、从“个体正义”到“群组正义”、从“契约正义”到“场景正义”、从“接近正义”到“可视正义”的深刻转型。当前在我国数字化战略实施过程中，复合型规范制度体系已初步建立，数据源头规制、算法赋权制衡和平台算法问责等制度，已成为我国法律规制保障数字正义的实践基点。下一步数字正义的治理结构优化，还需要在基础机制上充分配置数字权利及其救济方案，在实施机制上强化算法规制实施主体与工具的系统性，在保障机制上科学设计算法影响评估制度。     

文本学派与法哲学的多维视角——《巴黎手稿》研究综述

文献考证与文本解读是马克思学文本学派建立的两大支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出版以来,国际学术界丰富的文献学与文本学资料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研究马克思学法学的可能。从版本入手,以《巴黎手稿》为例,阐述对《巴黎手稿》的人道主义、存在主义、自由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多维解读,并对《巴黎手稿》在中国的文本引介和研究现状作扼要总结。     

韦伯论学术的合法性

学术的使命原本在于对人的“整体生命”的所有价值给予评估,此评估的前提是人的意义能够得到发现。现代社会中人的意义的丧失和理性化秩序的建构为这个前提的实现蒙上了阴影。韦伯在价值中立的场域中给予的答复一定程度上发掘了现代学术的合法性论证前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法哲学分析

古典政治经济学到自由主义法哲学的思想演进是对"资本立法"原则的辩护。从休谟、卢梭、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黑格尔的法哲学,不仅奠定了现代法治的市民社会基础与经济学逻辑,而且深刻暴露了这种逻辑背后的现代性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法哲学建构就是从这一问题展开的。     

法治指数评估的理论反思与前瞻

法治指数评估在我国的兴起既是法治发展自身规律性的表现,也是当前推进我国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手段。法治指数评估包括体制性、价值性和综合性三种路径,对法治内涵的不同理解会产生不同的指标体系;德尔菲法是设置法治指标和权重的常用方法,但有一定局限性。法治指数定量分析能否真正代表本地法治发展水平,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不同的观点。法治指数本土化要求不能照搬法治指数国际化的标准,须充分考虑我国的法治成长和社会转型的环境。反思法治指数评估理论研究现状,我国未来法治指数评估要充分认识法治指数评估的科学性及其限度,探索建立法治指数本土化模式;要以实践为导向,以问题为标准,在实践中提炼理论,重视法治指数区域化研究,强化法治指数类别化研究,突出法治指数实证研究。     

古典自由主义再审视——兼与周保松教授商榷

古典自由主义早就试图在自我的自由与共和德性之间达成和解,但最终不得不在资本蔓延的现代自由主义面前走向"虚无"。黑格尔从宪政的伦理国家角度提供一种共同体的德性保全,最终也免不了被马克思看作是君主制的时代翻版。马克思发现,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基础不是使人回到人的类本质上来,反而是分裂人的这种本质。左翼自由主义同样放弃了对自身法权根据的追问,无法解决古典自由主义的德性缺失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