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中的对话文化学的建立

文化是永远朝向自我认同而存在的人的现实生活。由全球化凸现出来的文化冲突反映了人面对异质性存在而产生的自我认同危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而且表现在它们在当今人类文化格局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上,即西方文化处于权力话语地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却岌岌可危。文化对话不仅是人类共建一种异中求“和”的世界文化新格局的正确途径,而且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在当代,建立对话的文化学已刻不容缓。建立对话的文化学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对话范式在文化理论中的确立,而且要求我们在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展开对权力话语的批判。     

后殖民语境下汉英翻译中的权力话语

在后殖民语境下,汉英翻译过程中常常充斥着不对称权力关系.本文认为这种不对称权力关系一方面是由于英语强势文化的话语霸权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处于弱势地位的汉语文化向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的主动靠拢并对之主动接受而造成的.汉英翻译只有努力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推广出去,才能让世界了解中国,才能让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争取到应有的话语权力.     

浅谈地市党报楼盘广告话语的人文性

以地市党报自身所具有的较大权威性为研究起点,以其发布的楼盘广告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地市党报上所刊登的具体楼盘实例,对楼盘广告话语进行深入剖析。认为当前的地市党报楼盘广告注重以人为本铸造品牌,注重“硬件”人性化和“软件”个性化的转化,其广告话语体现了平民视角和人文关怀,具有鲜明的人文性色彩。     

被改写的他者形象——从马德琳形象看贝娄的男性霸权话语

《赫索格》是索尔.贝娄的代表性作品。在描述马德琳形象时,作家通过男主人公将自己的思想情感与价值取向强加在女主人公身上,致使马德琳成了一个与“我”相对立的他者形象。贝娄运用描述者掌控的话语权力,不仅遮蔽了马德琳的真实面目,还对其形象进行别有用心的歪曲与改写。贝娄对“他者”马德琳的态度,客观上反映了作家的自我中心意识与男性沙文主义思想。     

习近平外交话语英译的叙事建构 ——以《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

作为习近平外交专著,《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全面体现了习近平外交叙事风格。以莫娜·贝克的叙事学概念为基础对习近平外交话语及英译进行分析,既能凸显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作用和功效,又有助于中国外交叙事的建构。通过叙事策略的运作,包括建构时空、选择性采用文本素材、建构标示以及再定位人物事件,译文重构了习近平外交话语的本体叙事、公共叙事、概念叙事以及元叙事。同时,叙事学与外交翻译的结合不仅拓宽叙事学学科领域,为外交话语研究提供新视角,而且为完成既定的翻译使命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保持政治上的高度、揣摩文化上的深度、把握思维上的向度以及巧用技能上的广度都成为译者顺利完成叙事建构的重要因素。     

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策略研究——基于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分析

多元共治是市域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前提和基础。福克斯和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与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不仅具有较高的契合性,而且对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从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视角来看,当前市域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仍存在公共能量场发育不完全、话语形式选择偏差和话语的正当性不足等问题。因此,借鉴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推动并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可以从通过赋权赋能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的公共能量场、根据政策情境选择好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的话语形式、在互信的基础上坚守话语的正当性等方面进行推进。     

不礼貌视角下闺蜜冲突话语的语言策略研究

冲突话语是日常交际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文章从不礼貌的角度对六部国产电视剧中闺蜜冲突话语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闺蜜冲突话语中共采用了13种不礼貌策略和4种不礼貌回应模式,影响闺蜜在冲突话语中采取这些不礼貌策略和不礼貌回应模式的因素主要是语用距离、权利关系和性格。该结论可加深人们对于闺蜜冲突话语中不礼貌现象的了解,对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媒介语境下的政治萌化景观：主流话语与青年亚文化的互动与互构

近年来在网络文化空间出现的“政治萌化”景观,体现了主流话语与青年亚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互构关系。在新媒介语境下,亚文化群体秉持“万物皆可萌”的理念,将政治议题纳入“萌文化”体系之中。官方政治主体则将“萌化”作为一项重要的生产与传播策略,将其运用于主流话语的内容生产与形式制作之中。政治的“萌化”潜藏着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风险。只有立足建构多元协商共治的政治文化生态、强化主流话语的价值引领功能,推进主流话语的创新性表达,才能在新媒介语境下有效实现主流话语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     

后发展地区“贫困文化”话语：在学界与公众之间

以文献分析和扎根编码的方法,分析不同主体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发现：部分研究运用“贫困文化”理论以解释经济或教育欠发达地区的文化表征,使得西方话语构建的“贫困文化”在国内学界话语中发生变形。“贫困文化”逐渐被构建成贫困地区文化的集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集体表征是具有区域性的,倾向于认同经济后发展地区带有这种文化特征;公众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则倾向于个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个体表征主要集中在个人特征,认为“贫困文化”是个体主观意识不强或能力不足所致。同时,对“贫困文化”的认知在学界与公众之间出现趋同也说明,带有发展主义阶序关系的价值评判方式,已逐渐通过话语权力的影响,将“贫困文化”作为区域性的文化表征推向公众认知领域。这使后发展地区的人们成为“贫困文化”的指称对象,难以真正摆脱思想意识上的贫困。因此,学界话语有必要在了解不同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丰富“贫困文化”的基本内涵和表征,从而构建后发展地区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的良性关系。     

国内对外话语体系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

文章以中国知网收录的国内对外话语体系相关研究文献为样本,通过动态网络分析的信息可视化工具——CiteSpace对收集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绘就国内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发展演进的知识图谱,揭示了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学术重镇与诸多热点主题,包括话语体系、国际话语权、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总体来看,该领域研究具有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特点,呈现出了鲜明的中国属性与中国印记,但也受西方有关话语体系研究的影响。未来,该领域的研究仍将快速发展,整合科研力量、加强学科建设、立足中国实际建设中国特色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