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脱贫:内涵阐释与路径探索

贫困是一个多维概念,物质脱贫之后,还有精神脱贫问题.所谓精神脱贫,是指个体或者群体的精神水平和观念素质不落后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整体精神与观念素质平均水平的生存状态.精神脱贫的内涵具有动态变化性,新发展阶段精神脱贫主要由互相关联的四方面构成:主体意识是基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主动参与精神是核心,科学的思维方式是表现.四方面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新发展阶段精神脱贫的丰富内涵.新发展阶段推进精神脱贫:一是要精准识别,摸清精神扶贫对象,这是必要前提;二是加强教育,培养主体意识,这是重要基础;三是积极开展文化活动,以文化人,这是关键措施;四是巧用典型,提振精气神,这是有益补充.     

乡村振兴视域中的农民主体作用、制约因素及路径选择——基于湖南岳阳乡村的调查与思考

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因素,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当前农民对乡村振兴关注度和支持度较高,农民的主体作用发挥成为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但现实中,农民主体作用也受到诸如农业综合效益较低、农民自身思想文化和能力素质不高、管理机制滞后及基础条件薄弱等多方面的因素制约,需要党委、政府综合施策,采取完善乡村治理、健全政策扶持、建立引导机制、补齐短板缺陷、加强培育培训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尊重、引导、激励和支持农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激发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新中国宗教治理方略的演进路径及内在逻辑——基于宗教管理政策性文献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宗教管理的政策性文献。运用现代国家治理的理论与方法,分析我国不同阶段宗教管理的政策策略,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宗教治理方略的变迁,经历了从政策性管理到法制化管理,再逐步转向法治化治理的演进路径。新中国宗教管理的策略与方式具有阶段性和连续性特征。执政党宗教治理理念与方略的演进路径,与国家治理理念和战略的转变一脉相承,具有历史必然性。     

中国公务员退出机制的路径依赖及其创新

公务员退出困难是长期困扰中国的一个历史性难题。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分析框架,可以为我国公务员退出机制创新提供合适的视角和分析方法。突破公务员退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必须跳出体制框架,撬动其他一些关键领域的变革。应以兼具包容性与跨越性的视野与胸襟,合理吸收、借鉴西方不同阶段的理论和经验,为制度创新提供合适的价值指引。借用公务员管理体系的外部性力量,打破垄断性制度供给。通过完善编制管理和公共预算预制,为退出机制创新提供硬性约束。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和问责机制,为公务员退出机制创新提供标杆效应。同时,建立分级分类考录与多元化灵活雇用机制,以目标、沟通、改善为路径创新考核制度,全面建立公平融合型养老保险制度,为退出机制创新提供支持。     

国际公共品供给的集体行动博弈路径——对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思考

全球性金融组织当前在减少贫困、货币创新、汇率稳定等国际公共事业领域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大集团性金融组织中的力量是不均衡的。特别是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金融组织所占话语权的份额与其所提供的成本、综合国力是极不对称的,为此金砖五国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小集团性金融组织)以满足本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本文以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中的集团理论为基础,论证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作为小集团联盟的范例在提供国际公共品过程中出现的必然性,并探究了金砖国家内部之间的利益博弈,提出中国最佳的博弈策略。     

人类繁荣的新范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全球性治理危机一方面集中地体现在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弊端的全面爆发;另一方面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浪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治理的难度。阿玛蒂亚·森和玛莎·努斯鲍姆以人类繁荣为宗旨,努力超越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寻求一种将有尊严的人类生活包含在内的"能力路径",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由于该方案没有涉及全球经济、权力等核心议题,从而存在一定的缺陷。人类命运共同体范式以马克思"类存在"哲学为理论落脚点,超越以往全球治理的"能力路径"以及其他方案中存在的固有的对立和藩篱,寻求多元基础上的互利共赢、对话协商,以实现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与整体繁荣。     

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分层建构

协商民主致力于建立多主体间平等沟通的平台和机制,使人们在浓厚的民主参与体验中实现个体偏好的转变和汇聚,而非简单甚至粗暴的"被代表"和"被聚合",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协商民主实现了对传统民主形式的超越。作为一种民主范式,中国式协商民主应基于系统性和统驭性的视角,通过顶层政治构建重塑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中层政策创制提升协商民主的主体效能,并以基层治理民主开辟协商民主的实践进路,从而以多元化、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有效应对现代异质性社会的复杂治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