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董事连锁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机理: 基于声誉效应与学习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次从独立董事连锁的声誉效应和学习效应视角,运用匹配(1:1 Pairing)+双重差分(DID)法研究独立董事连锁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在声誉效应视角,独立董事连锁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且兼任公司家数较多的连锁独立董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作用更明显;在学习效应视角,独立董事连锁能显著提高其董事会出席率,且该种效应主要出现在高学历的连锁独立董事身上。此外,本研究首次发现了独立董事连锁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传导机制,即通过提高连锁独立董事的董事会出席率进而提升了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本文的结果表明,我国监管部门和上市公司应当重视独立董事连锁的作用,这对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互联网技术是否提升了“放管服”效率： 基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实证检验

基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视角研究互联网技术能否提升“放管服”效率。构建纳入互联网技术、制度性交易成本、“放管服”效率的理论模型,阐述互联网技术提升“放管服”效率的内在机理,借助主成分分析法测度“放管服”效率,并运用2008—2018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基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技术可以提升“放管服”效率,互联网技术水平在“放管服”改革中的不断发展应用促进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互联网技术对“放管服”效率的提升作用表现为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互联网技术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放管服”效率。     

灰岩三轴循环力学特性及能量演化特征试验研究

岩石的三轴力学特性及变形破坏特征对于指导地下工程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徐州地铁地层中灰岩开展了常规三轴和三轴循环加卸载试验,基于围压变化,分析其应力应变曲线、强度特征、破坏模式和能量演化特征,确定了灰岩力学特性及能量演化特征。具体结论如下,围压的升高会造成灰岩的弹性模量、变形模量、峰值强度和损伤阈值均逐渐增大,破坏模式由拉伸破坏转变为剪切破坏;三轴循环加卸载下灰岩的材料属性劣化程度要低于常规三轴,裂纹的贯通网络要比常规三轴的更为复杂;循环加卸载过程中能量演化呈现不同趋势,可依据单个循环内弹性能快速降低和耗散能快速升高作为岩石破坏的前兆信息。研究结果可为徐州地铁隧道和硐室的开挖及支护提供一定的指导。     

房价上涨对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人口数量和结构是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住房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刚需。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为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缓解人口危机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了探究房价上涨对于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利用31个省级行政区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和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房价上涨对人口出生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住房价格平均上涨1%将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0.13%~0.22%;房价上涨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在东部省份以挤出效应为主、在中西部省份是以财富效应为主。当前,通过遏制住房投资投机性需求、给予“刚需”人群购房贷款优惠、适量增加东部省份土地供给等手段,可以助力解决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     

交易所互动问询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基于民营企业债务融资的证据

随着信息披露监管的逐步变革,互动式问询函制度成为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以2013—2017年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可研究交易所互动问询对民营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以及具体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由此产生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互动问询可以通过挤压企业披露更相关的信息和增强民营企业的会计信息稳健性来增强公司债务融资能力,具体表现为降低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和增加债务融资规模。同时,交易所的互动问询具有溢出效应,能够增强被问询公司同行业同地区公司的债务融资能力。     

城乡居民的守法观念与警察信任

守法观念不仅是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体现了人们对法律权威和伦理秩序的认知和态度。探讨守法观念在户籍与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凸显中国城乡居民权威信任的法治属性,同时也丰富了中国人的警察信任研究。当前,国内外学者还没有从守法观念的角度对中国城乡居民的警察信任进行研究。基于CGSS2017数据,通过建立城乡户籍、守法观念和警察信任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研究可以发现:首先,城市居民的程序正义信任和分配正义信任高于农村居民;其次,城市居民的守法意识比农村居民强,较强的守法意识促进警察信任;最后,从警察信任的不同维度来看,守法观念在城乡户籍与程序正义信任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守法观念对户籍与分配正义信任的中介效应小于程序正义信任,守法观念对中国居民有效性信任的促进作用没有城乡差异。     

“双碳”目标背景下农业碳减排的实现路径——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之验证

依托数字普惠金融实现农业"双碳"目标是可行的数字化路径。利用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担起农业碳减排"重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降低了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运用解释变量替代法、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后,结果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可通过农民创业效应和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实现,而城镇化发展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但效应大小存在差异;相较于"胡焕庸线"以西地区,该线以东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侧面反映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还未突破"胡焕庸线";与粮食主产区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在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碳减排效应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