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衡量原则下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检讨

近年来的刑事再审司法实践表明,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制度设计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比如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设计不合理,提起再审程序的事由与程序要求不具体,提起再审程序的时效及次数未做限制,等等。基于刑事诉讼程序一般原理以及利益衡量原则,结合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现行刑事再审程序之问题和不足,改革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制度设计应坚持以下价值取向:努力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合理衡平,突出程序公正前提下兼顾实体公正,优先满足诉讼公正的同时不可偏废诉讼效率,坚持以法律事实支持司法裁判。在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制度完善过程中,要在充分保障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和近亲属的申诉权的同时,取消法院刑事再审提起权;明确和具体界定刑事再审提起事由;限制刑事再审提起期间及次数;严格遵循"疑罪从无"原则,排除"疑罪从轻"裁判。     

论美国行政裁决中的行政法官制度

现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使民事纠纷案件日益膨胀,行政裁决在处理民事纠纷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它比法院诉讼更加高效和便宜。美国政府管理的良性运作有赖于行政法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行政法官在行政裁决中由于其专业性和高效性而备受青睐。此外,完整的审查制度能够更好地维护行政机关政策适用的一致性,也能更好地保护公民权利。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司法边界刍议

克服学界对仲裁与司法关系分析方法的单向性,引入双向互动研究方法构建全面认识两者关系的同一对话平台,基于此,将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司法边界定义为以公正为首要价值且兼顾效率,并考虑到争议的特殊性质和仲裁与司法之间解纷资源分配的情况,以立法的授权和禁止为起讫,体现各具体制度中仲裁与司法就公正与效率、内国利益与条约义务、意思自治与司法强制之间的此消彼长,直观反映仲裁与司法之间双向互动作用的事实和法律范围。     

内地与港澳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初探

近年来,内地与世界各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上发展迅速,但与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却在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上长期裹足不前,这既有不同法域传统和理念的问题,也有司法和法律制度差异问题,更重要的是相互之间存在信任与尊重问题。各方面应当在"一国两制"原则的指导下,从有利于国家发展战略和三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加强互信和合作,共同打击犯罪,争取早日在刑事司法协助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社会调查制度

社会调查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是一个十分必要的制度,但我国现行法律中的这一制度缺乏权威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协调性,最终致使其缺乏可操作性；针对其缺陷,重点探讨了社会调查的主体和启动、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极其法律属性,并提出了完善建议.     

国家监护视域下未成年人民事司法救济

现代福利国家思潮促成了国家监护在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失能后的救济功能。司法作为国家监护的重要一极被赋予了救济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核心作用。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纷纷以此为据,构建了各具特色却又在本质上殊途同归的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制度。我国也应该借鉴域外先进制度,在国家监护的理念下,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设置专门法庭、选择专业的法官,尽快构建适于我国儿童生理、心理特点的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程序。同时通过强化司法裁判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上的社会导向机能,能动地推进我国家庭、社会、政府多位一体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社会联动机制的不断完善。     

新生的“异类”:欧盟成员国退出制群体诉讼发展述评

20世纪60年代,退出制集团诉讼在美国创立并得到长足的发展。此后,葡萄牙等欧盟成员国也相继确立了各具特色且相对有限的退出制群体诉讼。退出制在欧盟国家的立法和实践,有力回应了欧盟白皮书对于该制度可能面临的困境之隐忧。尽管当下欧盟主要成员国仍倾向于排斥退出制,但其对英国等国群体诉讼的改革影响深远。可以预见,退出制将更加契合现代程序价值理念的发展,并将成为未来群体诉讼的群体成员确认的主导机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下审判权力的配置——以日本为视角

一个国家的审判权力配置是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影响。从日本古代、近代以及战后审判权力配置的演变过程可知，日本一方面通过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以解决审判带来的弊端，实现繁简分流，另一方面改革了传统的民事审判权力配置，使大量的家庭纠纷案件和小额纠纷案件得以向专门法院或专门程序分流，缓解了法院的诉讼压力，这对优化民事审判权力配置、促进诉讼效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意义。     

司法表述与司法分析的不同逻辑——以“杜德利案”为中心

女王诉杜德利和斯蒂芬斯案是富勒"洞穴探险者案"思想实验的原型。通过对该案原初判决的研究可以发现,在无先例可以援引时,法官进行司法分析需要权衡不同决策的利害后果,进而选择能够激励对社会有益行为的法律立场;而对判决理由的论证所采用的道德性话语表述,则是为了获得服判效果进行的修辞。关于"洞穴探险者案",以富勒为代表的主流观点忽视了司法表述与司法分析的不同逻辑要求,使得一个蕴含着深刻司法智慧的案例成为了悬案。     

超过退休年龄人员能否认定工伤

正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仍在从事工作的,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一直以来因劳动关系是否失格问题,引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法学界广泛争议,给工伤认定和司法判决带来困惑。对于这个问题,司法实践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同样一个案件,在不同的法院或劳动仲裁或司法调解中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为此,笔者在厘清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保险工作实际,认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遭受事故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