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视角的监狱善恶标准研究

就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其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衰败、升华与堕落,都与善恶问题紧密相连。善寄托着人类社会和个体不断发展、升华、完善的理想,"恶是善的对立面,是德行的背向,是对他人或社会利益的损害,是对不道德行为和不良品质的一般的抽象的评定"①。监狱所存在的重要价值之一,从根本上说它是对人中间一类特殊的人群——罪犯进行改恶从善的实践过程。它与人类和个体不断完善、发展的实践过程是一致的。监狱如果背离了扬善祛恶的追求,甚至走向     

简论毛姆短篇小说中的人性描写特色

毛姆是20世纪著名的作家，其短篇小说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他在揭示与把握人物时，对人性的描写并非简单地进行好与坏的区分或善与恶的定位，也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通过富于变化的情节，将人性的善恶融为一个复合体，善恶相间，螺旋演进，形成善恶双螺旋的表现艺术。文章通过解读与分析毛姆的几篇代表性短篇小说，指出善恶双螺旋是毛姆人性描写的重要特色。     

基督教信仰的理性诠释——康德“哲学释经原理”批判

康德将宗教信仰局限在纯然理性界限内进行诠释,他批判"教义性诠释",肯定"真理性诠释",从纯然理性出发,提出自己的哲学释经原理。主张对宗教信仰的诠释只能理性地进行而不能诉诸诠释者内在的主观情感,诠释的目的是为了培育和深化人们的道德情感,让人获取真正的信仰。康德的"哲学释经原理"放弃了信仰主义立场,将对基督教的诠释完全架构在自己的理性分析结构和诠释框架之中,解构了文本和作者的价值,把文本的意义解释为诠释者自己已有理念范型的投射,有导致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危险。而事实上,诠释活动是诠释者、文本以及作者之间互为主体的交往行动,这种交往行动以趋向真理为诠释的责任,它借助诠释者、作者和文本共同处身其中的历史文化传统所提供的社会交往规范和知识范型,将文本所负载的意义昭示出来,而意义的真理性就存在于交互主体的理性共识之中。     

神女与狐妖:阿尼玛的化身——中国古代经典梦意象的审美解读

神女梦与狐妖梦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经典梦意象,而"神女"与"狐妖"更是传统作品中广为人知的女性形象,分别代表了古代文化对于女性的两种不同审美倾向.表面上看,神女和狐妖,一则端庄不可亵渎,一则来自山野之间,多有野性,难登大雅之堂.按照荣格的原型理论,神女与狐妖都是阿尼玛原型的代表,带有善恶两重性,是古人对于女性人物"外端内媚"的双重要求.     

《年轻的古德曼·布朗》的含混主题论析

《年轻的古德曼·布朗》是美国作家霍桑最著明的短篇小说之一，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将自己对人性善恶的复杂理解通过富有象征意味的人名、意象和时空隐喻以及主人公古德曼·布朗和费丝言行的含混矛盾表现出来，从而突现了小说的“含混”主题——人性本质的亦“善”与亦“恶”。     

天台宗基本架构

天台宗是佛教体系中最具哲学深度和思辨水准的佛教宗派,引导着中国佛教走向了精湛与成熟,历史上曾长期在江浙佛教中占据主导地位。本文力图以百科全书辞条的体例,通过宗名、宗史、宗典、宗义四要素的切入,扼要勾画出天台宗的基本脉络和特征,从而对这座“代表中华佛教圆熟境界”的巍峨巅峰作一全面的鸟瞰。     

善善恶恶又怎样

三国时的徐庶，在投奔刘备之前是先投奔刘表的。为什么投奔刘表?因为久闻刘表“善善恶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喜爱贤能的人．憎恨坏蛋”。等到徐庶亲自去了，才发现刘表虽善善恶恶，但“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实在是徒有虚名，于是遗书别之，来投奔刘备。     

道德的代价及其合理性

社会发展中道德代价的存在有其合理性的成份。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物质的不断丰富常常是以付出和牺性道德为代价的。道德的代价与人类社会与利益发展需要的取舍是密切相关的，道德代价的合理性也是人类自身进行道德选择的合理性。     

善与恶的完美交织——析《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叙事和写作特点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马克·吐温的代表作,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名著.在这部小说里充满着善与恶的交织、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同时作家也对蓄奴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笔者通过对这篇小说的叙事角度和写作特点进行剖析,以期探究作者的写作意图.     

丁若镛“自主之权”与“善恶”的内在逻辑探析

丁若镛的自主之权通常被解释为利玛窦式的自由意志或康德式的道德性自律。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自主之权是人可以自由地在善与恶中选择其中之一的能力，后者强调自主之权是人可以战胜恶的自我约束能力；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预设了绝对的善和恶的存在，同时也预设了人具有客观判断善和恶的超验能力。但通过诠释学以经解经法对文本中的自主之权与善恶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发现：(1)丁若镛的自主之权是以善为目的的行为规划能力，既不承认绝对的善和恶的存在，也不承认人具有判断绝对的善和恶的能力；(2)恶源于“不思考”;(3)善是“符合情境的行为”。这意味着丁若镛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并未简单采取直接引进西方思想的方法，而是在扬弃中积极发扬儒学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