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的“家”与政治的关系——以“幕藩体制”和“家族国家观”为中心

家作为日本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对日本的政治有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对江户时代建立的"幕藩体制"以及昭和时代的"家族国家观"为中心,试讨论日本的家与政治统治的关系,得出日本的政治统治是以家作为其统治基础,家与日本政治统治紧密相连是日本家的特点。     

历史变局、国家兴衰与发展之路——三次千年变局叠加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每当先进的发展制度开始取代落后的发展制度时，整个世界格局就会进入重大的转换阶段。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有两次重大的历史变局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轨迹并深远地影响了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新时代下的中国作为前两次历史变局影响的客体，曾经既是先进发展制度取代落后发展制度的受益者，也经历过作为落后发展制度主体而被先进发展制度冲击的过程。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先进发展制度与落后发展制度交替的历史变局阶段，作为第三次重大历史变局的主体，在三次千年历史变局叠加的背景下，能否有效地认识、适应并改造利用前两次历史变局的经验与教训，构建系统性、科学性、可行性、领先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决定中国在本次历史变局中能否顺利成为先进发展制度的主体从而实现民族复兴。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路径探析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之魂,也是国家治理之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文化给予支撑。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迈入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征程。其中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指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为国家治理提供最深厚的思想滋养。面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亟需发挥文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滋养功能。     

例说教材中的“可以证明”如何证明

教材中有些规律的给出只是在一些铺垫的基础上提出"可以证明""实验表明""理论计算表明"等。对于这些"可以证明"的内容,教师必须知其所以然。本文从选修3-1、3-2中选择了四处进行了证明。     

中国女权主义的国家革命责任及男性特色--兼论中西方女权主义差异

中国女权主义与建立在女性个体基础上的西方女权主义在时代国情的悬殊、文化背景的异质、理论核心的分歧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中国的妇女运动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女权主义处处体现出男性特色，被称为父系的女权主义。要发展中国女权主义，就必须正视其和西方女权主义之间的差异，在差异中挖掘本土资源养分，找到中西方女权主义的契合点，把握差异中体现出来的中国女权主义发展的独特道路。     

我国医疗监管的弊端及其成因

自新医改以来,政府在加大公立医院投入、建立全民基本医保、提高医保补助标准及报销比例、建立国家医药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近年来患者实际医疗费用下降十分有限,绝大多数疾病的治疗费用不降反升,医疗服务公益性、可及性未改善。例如,医疗服务整体质量下滑,患者满意度不高,医患矛盾加剧、冲突频发,暴力伤医事件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当前医疗监管存在严重弊端是关键的推手之一。当前医疗监管存在的主要弊端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意义研究——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中央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提出的最新安全观念。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丰富、涵盖面广,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理论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从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出发,不仅能更好的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渊源,还能更准确地把握总体国家观的重要意义,为实现我国特色的安全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西金融大分流的国家信用逻辑

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18世纪中西经济大分流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此前发生的中西金融大分流.13世纪,当面临相同的财政压力时,无论是南宋政府超发的"会子",还是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债券,理论上都是国家向社会发行的信用凭证,本质上均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以国家信用的逻辑而言,南宋纸币体系极易崩溃的根源是国家信用不足,而威尼斯公债体制的稳定运行得益于国家信用之完善.两者之间国家信用的差异更是影响了后来的中西金融大分流,其主要的历史表现就是,英国在国家信用确立并强化的同时率先完成了金融革命,而明清时期的中国在国家信用依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注定无法内生出金融革命.由此可见,公债体制或纸币体系只是通往金融革命的不同路径,根本驱动国家实现金融革命与崛起的是保障公债体制或纸币体系稳定运行的国家信用.这一点,对于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启示重大.     

"指标困局":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与反思

在国家的扶贫实践中，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是影响扶贫绩效的关键变量。通过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调研发现，中央政府不断升级的治理手段为重构央地关系创造了条件，地方政府对国家扶贫理念转型认知的偏差以及在形成路径依赖之后的策略行为不仅容易产生对总体局势的误判，还为后期的政策困局埋下了伏笔。在此背景下，地方扶贫工作遭遇“指标困局”，即地方政府很难实事求是去识别贫困户，只能在既有的指标约束下进行精准识别，扶贫工作陷入了反复识别，却仍难实现精准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