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的决定因素——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分析

以1997—2009年我国地方审计机关为样本,首先估计了地方审计机关的产出决定方程,然后运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对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进行分解,确定了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的决定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达到61%,资本投入的贡献次之,为29%,而审计人员的贡献仅占9%左右。可见全要素生产率是导致产出差异的最重要因素,资金投入次之。     

地方高校大学生择业偏好的实证研究

大学生择业偏好是指大学生在进行职业选择时所表现的倾向。在当前互联网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的时代,大学生择业偏好更是受到市场需求、收入待遇、发展机会、生活环境、兴趣爱好等内外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笔者根据几篇来源较为准确的地方高校调查报告,从整理好的数据中进行浅度的地方高校大学生择业偏好的实证研究。     

变量与量度——国际合作达致的因素解构

全球化时代,不断涌现的全球性治理议题对各个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国际合作达致的因素包括合作收益、合作可自我实施以及自我逐利行为受约束等。各领域的国际合作在成功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别,其原因是影响国际合作的因素存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差别。一方面,国际合作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顺序排列,合作收益、合作效力与合作机制因素集群之间的排序可能造成不同领域国际合作的程度差别;另一方面,国际合作的影响因素呈现程度的差别,合作收益、合作效力以及合作机制因素集群各自积累的程度会影响具体领域国际合作的水平。从国际合作达致因素的变量和量度的分析对国际合作实践和理论有丰富的启示意义。     

人工智能辅助地方立法的应用与规制

我国地方立法权随着2015年《立法法》的修改扩至所有设区的市，随之掀起地方立法热潮。但目前地方立法的质量普遍不高，存在诸多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为地方立法开辟新路径。基于互联网及大数据的人工智能，能被应用于资料检索、立项论证、立法公开与意见征集、辅助草案起草、立法后评估与备案审查。与此同时，当人工智能被应用于地方立法工作时，需要确立“辅助原则”，规范人工智能地方立法程序的选用标准，限制人工智能地方立法程序的算法，以此来规制人工智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体验型产品消费行为的羊群效应及机理研究——基于电影行业消费行为的实证解释

互联网环境下消费者购买体验型产品时对网络信息的依赖性很大。因此，研究社交媒体影响下体验型产品的消费者决策选择行为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电影行业的票房偏离及消费跟风现象为切入点，探究体验型产品的羊群效应并对其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解释。采集艺恩资讯的票房数据以及豆瓣的电影基本信息及影评等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从消费者"羊群行为"视角分析其对电影票房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质量等内生性影响之后，消费者羊群效应依然存在；产品特征信息对羊群效应起到了调节作用，从而形成理性跟随；采用预期差异模型可以解释消费者实现理性跟随的过程。研究结论对于电影行业宏观政策制定及对体验型产品合理进行营销推广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证依据。     

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及金融发展动态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VAR模型

基于2004—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使用系统GMM估计、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分析了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及金融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与金融发展水平三者之间存在动态耦合关系.在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受到约束的情况下,影子银行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多元的融资方式,在增加政府融资能力的同时提升了政府债务水平;而地方政府债务需求显著推动了影子银行规模的快速发展.同时,影子银行过度扩张危害了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降低金融发展水平,继而使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受到约束.但金融发展并不能有效约束影子银行规模,原因在于,政府融资需求是影子银行的主要动力,若不能控制地方政府的借贷行为则无法从源头解决问题.监管机构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应该综合考虑影子银行与地方政府债务、金融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如此才能够实现预期的政策效果.     

小学数学实施分层差异教学的路径研究

小学数学是小学阶段中最主要的学科之一，也是学生逻辑思维和理性思维培养的开端。在小学数学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每个学生在性格、认知、思想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学生与学生之间所适合的教学方式方法也需要有一定的差异。本文阐述了分层差异教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通过分析分层差异教学的实际发展现状，研究分层差异教学的具体教学策略，为广大小学数学教师提供一定的教学思路。     

明代河南地方精英参与灾荒应对的动机分析

地方精英是指除当地政府官吏之外对地方公共事务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群体。明代河南地方精英参与灾荒应对的动机是多方面的,儒家思想长期熏陶形成的道德约束,国家奖劝产生的政策激励,地方官员忠于王事的努力劝谕,以及因果报应信仰带来的强制都对他们的救荒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对自身经济、安全、名誉等利益的考量则是明代河南地方精英积极应对灾荒更为现实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