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民族文化伦理之魂——《伦理与传统伦理论集》自序

<正>《伦理与传统伦理论集》是本人2007至2014这八年来公开发表相关主题论文的一个选集,能由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本人深感欣慰。在此之前,本人曾有两个论文集,即《道德与人性》(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伦理与传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前一本选集了我自1982年至2002年这二十年发表的部分论文,后一本则选集了我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职以来四年间(2002—2006)发     

公众参与——化解“邻避冲突”的新途径

政府积极与民众进行交流和沟通,找到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案,方可实现“双赢”。“邻避冲突”的内涵与特征“邻避”(Not In My Backyard,NIMBY)一词起源于西方,是美国学者O’Hare在1977年最先提出的。主要是指社区居民害怕核电站、垃圾处理站等产生的环境风险,反对设置这类公共设施,称之为“邻避设施”(李永展《邻避症候群之解析》,《都市与计划》,1997年第1期)。而因这类设施引发的抗争就演变为“邻避冲突”、“邻避     

新结构主义:一种对“中国式发展”的新解释

"新结构主义"是在学理层面进一步阐明"中国式发展"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一种新尝试。与欧美学者所奉行的"新制度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基于"中国式发展"而提出的"新结构主义"理论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基于本国国情独立探索出的本土概念和解释框架。"新结构主义"理论揭示了中国社会呈现的"伞式"和"蜂窝式"并存的二元结构,提出"中国式发展"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即一条腿走由政府主导的"伞式"发展路子,另一条腿走由民间自发开拓的"蜂窝式"发展路子。实践证明,通过"伞式"和"蜂窝式"的二重奏方式,以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为主旋律,中国的社会经济成功奏响了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三部曲。     

二孩生育中的从众行为：可能性及其影响

基于两项调查数据，论文探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城市一孩育龄夫妇在二孩生育中发生从众行为的可能性及其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一孩育龄人群在二孩生育上受周围他人行为影响而发生从众行为的比例大约在10%左右。其中，想生二孩者发生从众行为改变原有意愿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而不想生二孩者发生从众行为改变原有意愿的可能性则非常小。研究结果提示，在从众心理影响下，城市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水平只可能比生育意愿调查所显示的比例更低。这一结果对于更准确地预判“全面二孩”政策实际效果有一定参考作用。     

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不是“零和博弈”

<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模式和架构的顶层设计。有人认为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这显然是失之于偏颇的,有必要从法理上加以辨析。在法学理论看来,法治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和公民权利的法治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社会治理的法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与经验研究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是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适应全球经济重构所面临的新挑战与新要求的重大举措。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基本制度框架初步建立，改革开放效应开始显现；上海自贸试验区重点进行了多个方面的制度探索，并已形成若干成果，“可复制、可推广”的溢出效应正在显现。与此同时，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展中存在的各类问题也不断显现，亟待在理论上进行研究和讨论，并尽快制定相关政策予以解决。     

平安中国建设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价值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平安中国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新追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平安中国建设具有深刻启示,它不仅为平安中国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也是平安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     

还原“历史现场”——鲁迅与明治日本研究的新视角

"鲁迅与明治日本"是一个存在较大成长空间的研究领域。这既是由于跨国家、跨文化之特殊性质,也在于这一问题内部本身包含了不同文化思想学术知识体系的交集以及相互影响和结构关系。在这一领域,日本研究者有一系列出色的研究,尤其在还原历史现场的实证考察方面做出了有益贡献;而国内鲁迅研究界在对"历史现场"的庞大背景、内部复杂交错结构的把握和理论提升等方面,则具有潜在优势。彻底清理、还原"历史现场",突破固有观念的限制,以开放兼容的学术态度构建鲁迅与日本关系的模盘,将为这一研究带来崭新的视角视野和参照坐标。     

富裕社会中贫困的消除：加尔布雷思的探究及启示

贫困表现为人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富裕社会”中的贫困表现为私人生产、物质生产的过剩和公共生产、精神生产的不足。加尔布雷思认为，美国“富裕社会”中贫困的原因是不平衡的“二元经济体系”，只要实行“新社会主义”，实现“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平衡，就能解决“富裕”背后的贫困问题。由于这一设想是以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所以，只能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改良。只有扬弃经济学的“传统智慧”，建构以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目标的“全面生产”经济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富裕社会”中的贫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