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禅境论

百余首杜甫山水田园诗将活泼的禅机融进素朴的诗境,且饱含着对生活由衷的热爱和对人生积极的肯定,这与中国禅的至境——在世而超越,转身而回向——不期而遇。品味杜诗禅境,其清幽静寂、静而能照、动静相即与现量直觉,不仅使杜诗空灵超拔,于"沉郁顿挫"之外更添"清新自然""活泼俊逸"的一面,又将诗、禅与生活融在一起,生活的实相体现了诗的品质,也呈示了禅的精神。于此,见出"诗圣"大自在、大关怀的非凡气象,亦见"诗史"强大的张力与多维的风调。     

"诚斋体"的形成与杜诗的内在关联

宋代诗人受杜甫的影响很深,诗坛大家无不受其沾溉。中兴诗坛盟主杨万里钟爱杜诗,杜诗对其影响显见。探究杨万里与杜甫及杜诗之关系,对研究“诚斋体”独特诗风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具体讨论杨万里对杜诗的喜好程度以及杜甫诗风对杨万里创新求变,形成具鲜明特色的“诚斋体”的启示意义。杜甫晚年的草堂、夔州的写景咏物的诗歌,是杨万里走出江西,走进活泼自然的学习范本;杜诗跌宕曲折的精巧构思和含蓄蕴藉的深远意味对“诚斋体”艺术表现手法也不无启示。     

“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六届年会”会议综述

为纪念诗圣杜甫诞生1300周年,各地专家学者在古都西安隆重集会。会议议题涉及杜甫的生平和思想与创作、杜诗学、杜诗研究与当下诗词创作、域外杜诗研究、杜甫与长安、杜诗与长安文化等。会议的学术研讨集中体现了以下几大特色：时代气息,文化研究;最新成果,集中展示;命题集中,亮点突出;回归学术,精神传承。     

杜诗研究与当代学术

本文以《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为引绪，围绕杜诗研究与当代学术的三个问题展开：其一是如何认识传世文本中的“异文”，以及如何评价古人对文学文本的校勘；其二是应该重视传统文学批评中有关“技法”的讨论：其三是倡导在诠释活动中对“意法”的辩证认识。最后，文章强调了中国传统治学的门径和方法，是值得当今学者继承光大的。     

从杜甫诗作看其诗歌理论

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杜诗是我国古代文学遗产中最可宝贵的一部分。千百年来,杜诗以其现实主义的内容,关怀社稷苍生的重大主题,朴实真挚的感情,工整完美的艺术形式和沉郁顿挫的风格等而拥有最广泛的读者,并极大地影响着他以后的诗人,成为后人学诗的典范,评诗的标尺     

两唐书本传中的严武与杜甫笔下的严武

严武是唐代民族战争中的风云人物，两《唐书》本传对严武的执政和人品的记述，却颇多微词，与时人杜甫对严武的评价相比有所不同。将史书与杜诗对严武事迹的记录与评价之异同进行对述，对史书本传对严武的微词加以辩驳，给严武以公正的历史定评。     

民国夔州诗导论

民国夔州诗是夔州诗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在它身上既有社会转型时期的深刻烙印，也携带着历史文化传统的脐血。它把山水情怀与历史反思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它把杜诗情结与人文关怀融为一炉，继承发扬了杜甫夔州诗现实主义精神；民国夔州诗中燃烧着抗战烽烟，辉耀着民族之魂，在大后方抗战文学中独树一帜；它充分展现了诗人的文化人格和诗艺品格；创造了风采灿然的诗歌意象，表现了独具魅力的峡江风情；民国夔州诗既不乏名人之作，也涌现了不少乡土诗人，形成了一个颇有实力的本土诗群；它受新诗崛起及“文学革命”的影响甚微，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生态，保持了独有的地域特征和诗美风采。     

中国旧诗画没有正宗、正统的绝对地位——读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用绘画领域李思训的北宗、王维的南宗,来对应诗歌领域写实派的杜甫、神韵派的王维,说明中国旧诗、画在正宗、正统批判标准上存在分歧.实际上,绘画的"南、北宗说"编排体系混乱,且"南、北宗说"主要是针对山水画,难以概括整个绘画领域的全貌,因而在推理上存在以偏概全的漏洞.对于中国旧诗而言,钱钟书赞同"神韵无处不在"之说,那么杜诗也就成了最富神韵的典范,就不能与王诗的神韵构成对立.中国诗坛的头把交椅虽然不是王维,但广义上的神韵派却堪称中国旧诗的正统.     

心哉美矣——《读杜心解》的感悟式批评

在杜甫批评史上,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是一部重要著作.它继承了中国古代文论重心领神会,重感悟心解的民族传统,以心解心,以心会心,以心传心,确立了杜甫批评史上一个重要批评范式.浦起龙强调,作诗、读诗、解读,全在一个心字;离心以索杜,必无所得,以心印心,方有自见.以心解杜,浦起龙发现了解杜的最佳路径.好诗当以心解之,浦起龙把握住了杜诗的主骨和血脉,深得杜诗风神.     

杜诗、苏诗、黄诗中“吏隐”注的澄清——辑本《汝南先贤传》学术价值初探

澄清两个问题：第一，郑钦此人，当作“郑敬”。宋人赵次公为杜诗作注时。由于避宋讳——宋太祖赵匡胤的祖父名敬，遂改“敬”为“钦”。后人不知就里，也就一路以“郑钦”相称。第二，说吏隐之典，“出《汝南先贤传》郑钦事”，完全是子虚鸟有之事。换言之，“吏隐”的用典，和郑钦毫不相干。究其致误的原因，盖误读《汝南先贤传》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