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详《杜诗证选》、《韩诗证选》的再审视

李详著《杜诗证选》、《韩诗证选》二书,以具体的条目充分证明了唐代两位大诗人杜甫、韩愈与《文选》的密切关系。但其间还有未尽人意之处,在进行修订、补充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后能发现,由于深受《文选》的影响,杜、韩二人的文学作品具有相近的倾向,即融汇、化用《文选》中的故实、成词;而且,杜甫对其子宗武“熟精《文选》”的教诲等,都证明了《文选》与科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这种考试制度影响下的产物,它体现了《文选》对科举的有效性。     

杜诗中的史官文化因素探析

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有唐一代修史成风,在此种氛围的笼罩之下,杜甫受此濡染,加之他特殊的身份,形成的史学思维、史官意识、史官品格等史官文化的要素便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使得其诗“善陈时事,号为诗史”的性质更为凸显,也使得诗歌的艺术使命经杜甫一变而为史官文化的诗学使命。     

论杜诗的写实性与《史记》实录精神

司马迁撰写<史记>坚持"不隐恶""不虚美"的实录精神,不仅对后世史家著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后世诗人创作也有所启迪,比如杜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示例.杜诗之所以被誉为"诗史",不仅仅因为它善陈史事,还因为它能"书法不隐",直言批判唐代最高统治者,这固然与时代环境、杜甫忠君爱国之心以及对<诗经>现实主义风格的继承等有关,但更是杜甫在思想层面上自觉接受司马迁<史记>实录精神的结果.     

《杜诗详注》与《读杜诗说》叶音考辨

本文分析了清人施鸿保《读杜诗说》针对仇兆鳌《杜诗详注》叶音改读的十余条考辨,指出《杜诗详注》多用叶音改易平仄以就律,一方面导致注音错误颇多,另一方面导致其所注"一作某"往往无本可据,徒增分歧。     

杜诗反映的成都府

栖居草堂是杜诗在沉郁基调上另一风格展现的时期，它以闲适、宁静、秀美的风格反映了唐代成都的风物民俗，人文古迹，也为源远流长的成都文化增添上了浓墨重彩的意蕴。     

词中的"杜陵嫡派"——析论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

与其诗歌创作一样,遗山的词创作始终贯穿着对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尊崇和追摹.独特系统的杜诗学理论,相近相仿的人生经历,是遗山词学杜甫的根本原因.而诸种杜诗风格的融入,是遗山词学杜的具体表现.杜诗对宋金词人如周邦彦、苏轼、辛弃疾、元遗山等影响很大,其中以元遗山最为显著和独特.因此,称遗山词为词中的"杜陵嫡派"是毫不为过的.     

异域之眼看杜诗——李植《杜诗批解》评语析论

李植的<杜诗批解>是朝鲜文人批解、注释杜诗的第一部个人著述,被誉为朝鲜人研读杜诗的入门要籍.李植批解杜诗时注重考辨异文、分析诗作结构、阐明诗作句法,担负着教导后学的任务.其以异域之人研读杜诗,确与中华之人有着不同的视野与角度.     

浅论杜诗的“诗史”性及其现实价值

杜诗具有很强的“诗史”性，源于诗人的儒家风范；杜诗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凸显出两大主题：忠君爱国和民本思想。在“以人为本”的今天，“诗史”性的杜诗焕发出优秀的人文精神而显示出丰富的现实价值。     

文天祥与杜甫的异代诗缘

在宋代学杜的诗人群体中,文天祥不仅在忧国情怀和诗史精神方面自觉继承杜甫,在造语诗法和艺术风格上也直追杜诗,更难能可贵的是开创了《集杜诗》的新形式。文天祥可谓全方位学杜者,是宋代杜诗学史上最后一位重要诗人。     

桐城诗学的一记绝唱——论《晚清四十家诗钞》的宗杜取向

吴闿生编撰的《晚清四十家诗钞》前二卷专录桐城诗派后期诸子的诗作,凸显了桐城派北传之后围绕吴汝纶渐次形成的"冀州—莲池"诗人群体组合,而其诗学批评在继承桐城诗派"诗文一体"、"熔铸唐宋"的基础上,突出了宗风杜甫的祈向,尤其注重涵容雄奇诗风,反映出时代风云之气在内心深处的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