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对法院执行措施程序的监督

长期以来,受法制发展的制约及程序工具主义的影响,程序法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未得到充分认识,“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在我国的立法进程、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当前各种矛盾、利益纠纷的产生使人民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数量不断增加,但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难问题不仅使矛盾无法有效解决,而且降低了司法公信力,引发人们对公权力的质疑和不满。产生执行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忽视执行措施程序问题。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加强对民事执行措施程序的监督,努力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司法公信力,是法律和社会赋予的重要职责。     

我国街头官僚行政自由裁量权解析

针对当前我国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行使存在着滥用、行使不当、效率低下等问题,分析了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制度、法律的不完善,激励不足,内部管理松懈等客观客观因素,以及街头官僚自身公共服务意识不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等主观因素。并据此,提出了避免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的措施：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及激励措施,消除“官本位”思想,提高公共服务动机等。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与中国人民监督员制度之比较——以完善中国人民监督员制度为视角

文章比较了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和中国人民监督员制度，认为在价值维度上日本是以司法民主作为指导，中国是以司法法治作为依据；在制度架构上，日本走的是大众模式而中国走的是社会精英路线；在制度效果上日本的民主价值强于中国，而中国法治规范功能明显。文章最后认为要将人民监督员建构成一种常态法律制度，应当适当吸收民主因素，增加民主内涵，兼顾民主和法治价值是其发展方向。     

浅议派驻检察中的“人情”现象与执法理念的转变

对监管场所监管活动和刑罚执行的监督是我国检察职能的重要方面，在实践中采取派驻检察和巡回检察两种方式，其中派驻检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方式，因为其能够直接深入监管场所，对监管机关工作人员实施动态监督与随时监督，及及时对各种违法问题和突发事件进行处理。但也正由于派驻其中使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与监管工作人员建立了一种“熟人”关系，也导致了碍于“人情”而不愿和不敢监督的问题。     

民事行政调解和仲裁裁决的检察抗诉和法律监督的论争

本文从法院民行调解和仲裁机构仲裁裁决能否进行检察抗诉论争入手,从法律依据、立法精神和法理基础进行分析,结合实践的情况,提出对民行调解可以进行抗诉和仲裁裁决不能抗诉的主张.     

论无效合同的认定与处理

本文围绕无效合同这个中心,对无效合同的认定标准做一探讨,提出在认定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现实问题及处理原则,并总结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以明确无效合同的相关问题,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国外政府信息如何公开

“该公开的”与“该保密的” 瑞典早在1766年就通过了《出版自由法》，：其中最主要的条款就是“公开所有非涉密的公共文件”。为了限制政府对信息的自由裁量权，1980年制定了《保密法》，用16章140条的规定，极为详细地列举了哪些信息属于国家机密，哪些信息可以公开，     

论民事检察抗诉制度的修改与完善——以2007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

2007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涉及到较多民事检察抗诉方面的内容。虽然修改后的民事检察抗诉制度更加进步，但是离司法界的期待还是有一定距离。如何合理定位民事检察抗诉的价值目标和功能，完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笔者对此做了相关探索。     

论检察实践视阈下的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体现了国家刑罚权的谦抑性，同时尊重了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意愿,突出了被害人的地位，是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刑事司法中中的体现，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但是由于刑事和解往往被误认为是“以钱买刑”，且由于刑事和解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和相关配套机制的缺失，导致刑事和解工作在实践中遇到诸多难题。本文主要从检察实践的视角对刑事和解问题展开了研究，认为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实践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引导刑事和解工作走上正规。     

网络舆情对基层检察机关职能的影响及应对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虚拟世界中的网络舆情已经成为网民参与社会管理，监督社会体制运行的重要工具，网络也成为了公民捍卫自身权利的主要阵地之一。然而由于互联网本身所具有虚拟性、开放性、互动性等特点，造成网络舆情的形成与传播过程中会存在虚假、突发、偏差等不良影响。作为基层检察机关应正确认识网络舆情的作用，从而有效利用网络舆情的力量为提高基层检察机关的工作而服务，使得网络舆情成为检察院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的有效组成部分。本文先从网络舆情的定义特点、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然后提出基层检察机关应正确认识网络舆情，并采取相关措施正确认识、引导和利用网络舆情为检察监督工作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