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具有性别视阈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演进的历史证明,中国古代女作家数量众多,创作质量颇高,她们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生力军。然而,在我国现当代中国古代文学史撰述中,被书写的中国古代女作家只有蔡文姬、薛涛、李清照、朱淑真等不多的几人,我国古代众多值得被历史铭记的女作家以及她们的创作文本被悬置屏蔽。随着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未来新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应该也必须从两性视阈出发,构建自己的历史书写体系。如此,中国古代文学史书写将变得更加丰富与完整。那种缺乏性别视阈,以致遮蔽重大社会群体与历史史事的文学史我们没有理由再继续写下去。     

“区域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及理论建构

区域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实绩来源于区域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史批评的不断增长。区域女性文学史写作是对传统的文学史理念和写作模式的突破,也是对女性文学史批评的细化。区域女性文学史是女性文学批评、文学地理学批评、文化生态研究等多种批评融合视阈的产物。区域女性文学史,是在区域的地理和文化版图上绘制“女性文学地图”,探寻女作家的“地理籍贯”,开掘女性文学的“地理基因”,阐释其具有“区域地标”意义的地理意象,探寻女性文学的地理叙事特点,发现女性文学区域性文化和审美差异,从而建构中国女性文学生态化格局。     

日常生活还原与重构:“民国文学”想象刍议

"民国文学"的提出是学科自觉和反思的结果,也是世纪之交社会、文化思潮和心理的体现。"民国文学"还原种族、环境和时代的历史时空,由此建立起多元博弈的动态平衡结构。"民国文学"提出的最大初衷就在尽量剥去政治或文学的先验框架的外衣,重建民国文学鲜活多样的社会与文学生态。从宽松和包容的学术理想出发,"民国文学"的设想不失为活跃文学史编写的尝试。"民国文学"概念之所以在世纪之交的关节点上被提出,而作为历史选择的"剩余"重新征用,除了文学史逻辑及学界内部复杂缠绕的纠葛外,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转型后的重置和机制所致。"民国文学"的思路蕴含了多种预设。首先是科学和真理的指涉。其次是主体意识的自觉和学术精神的张扬。     

民国大师是如何练就的

民国是一个国力衰微的时代,但它却盛产大师.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张爱玲、梁启超……他们在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还有像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这样的大画家,鲁迅、沈从文、郁达夫等享誉世界的作家,也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民国为何会出现这种百花盛开、百家争鸣文化盛景?     

"误读"的文学史 ——解构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史观

美国解构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将他的误读理论推演至文学史领域,建立了一套自律论的文学史观.为此,他提出了六种"修正比",来描述后辈诗人歪曲、误读前辈诗人的六种方式.布鲁姆这套颇为复杂的体系,是在互文性的理论层面上展开的.然而布鲁姆比结构主义者们走得更远,他以独特的误读视角扩建了或者毋宁说拆解了互文性的理论大厦.     

公共卫生视野下的国家与社会之冲突与整合——以民国江西公共卫生建设为考察中心

民国时期,国家职能向现代转型,国家政权在不断渗透扩张的过程中与不符合其体制的社会因素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公共卫生是近代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面,站在“传统”对立面的现代公共卫生事业与代表传统医学的社会有着“行政化”与“弥散”的冲突.被“制度化”的社会新旧杂然相陈,“刚性”的“制度化”无时无刻都处于社会“不抵抗”的抵抗之中.民国江西公共卫生建设体现了该特征.国家与社会的冲突由激烈到逐渐归复平静,最终的沉淀是双方控制与制约、渗透与制衡的整合.     

《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与民国乡村建设的比较研究

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在批判继承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基础上,探索解决中国农业和农村问题的重要方案。对于改造"愚贫弱私"的旧中国农村,毛泽东与乡建派的具体措施相近但又有所超越,《纲要》赋予了农村合作社以属地管理和建设职能,这是一种探索性的组织制度创新。此外,作为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毛泽东致力于全面治理中国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问题,乃至农村和国家的整体外部环境,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复苏农业经济或兴办教育。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钱基博集》

正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现代著名学者、文史专家和教育家。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清华大学、上海光华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浙江大学、武昌华中大学等高校国文系教授,或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53年后继任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直至寿终。钱先生在长达五十余年的教书和治学生涯中,博学精思,著作等身,平生尤以擅长章学诚文史校雠之学著名,诂经谭史,旁涉百家,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子部钩稽,亦多匡发。故而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均有专门论著,数量之众多,门类之齐全,学理之精深,文字之典雅,鲜与     

民国大学体制下的学分南北

1905年科举废止后,取法西方的大学教育成为更加关乎国家—社会—个人的公众行为,特别是1912年中华民国新建,为现代大学的确立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大学的命运与一个新兴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建捆绑在一起.1922年1月《学衡》创刊,东南大学反对北京大学的新文化一新文学的势力形成.从思想观念到学术研究,南北两所国立大学的大学精神和学术理念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最终形成不同的学术范式,并呈现出学分南北的局面.     

被"时代"糟践的洋专家

时代造就人才,时代有时也糟践人才.中国近代史上,就有一位引进的高层次外国专家,虽然是一位满腹经纶的正人君子,却做了一个诡异时代的政治牺牲品. 话说百年前,正当民国初年,共和初造.各种政治势力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展开了角逐,政治舞台上波诡云谲.此时,经卡内基基金会的推荐,一位国际上的著名学者古德诺教授(1859-1939)来到中国,帮助开展立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