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黄老、佛、玄三学的鼎立与交融及理学对武术气功发展的影响

文章在论述了儒、道、佛三学的鼎立与交融过程中所呈现的特征后指出,三学在发展中对武术、气功产生了或利或弊之影响.相较而言,儒、佛对其有一定积极意义,而道学则起到了主要是思想上的消极作用.文章还探讨了宋明理学的产生对武术、气功发展的影响,认为自新儒学产生以后,武术、气功向系统化、科学化、实用化迈出了一大步.     

塞林纳的贡献——论《茫茫星夜漫游》的艺术价值

塞林纳的《茫茫黑夜漫游》是当代法国文学中在艺术上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小说有开阔的视域和巨大的冲击力，人物性格具有现代主义性质，语言上带有鲜明黑色幽默语调和“口语”特色。     

钱穆的理学观

本文阐述了钱穆有关理学研究的以下贡献:认为初期宋学是理学的直接思想渊源,突出了初期宋学的历史地位,把它当成沟通汉唐乃至先秦与宋以后学术思想的桥梁.把理学分为宋明与清代二个历史时期,宋明包括北宋、南宋、元代、明初、明代中期、明末六个阶段,清代包括晚明诸遗老、顺康雍、乾嘉、道成同光四个阶段,并把这一发展与社会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分析,揭示了理学流变的特点及其内在逻辑.全面揭示了清代学术思想与宋明学术的渊源关系,指出理学不仅在清初,就是在汉学盛行的乾嘉时期仍有其影响,只有通晓宋明理学,才能很好地了解清代学术思想的特征及演变与发展.把朱熹置于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去考察,从多视角揭示朱熹思想的精神,突出朱熹的历史地位.     

论理学工夫的本质

工夫或工夫论是宋明理学重要组成部分,工夫的中心任务是实现气质之心与绝对天理的统一.最重要的工夫是敬,敬以心理合一为分界线.合一之前的敬叫做未发之敬,合一之后的敬叫已发之敬.未发之敬,虚心以待天理,这便是涵养.已发之敬,便是不断地省察,从而巩固心理联盟.心理合一的工夫,又分别叫做笃信、立志、诚意等.敬而生信,在笃信活动中,人们将外在的天理转化为内在的道理,从而实现由外向内的转折.信以发志,在立志活动中,人们将对天理的认知转化为践行,从而实现由知向行的转折.这些转折活动,实质上是变化气质.诚意便是变化气质的工夫,诚意的内容是将不可靠的气质改变为可靠的气质,气质活动因此合理.人类行为因为符合天理而获得了合法性.心理合一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从自然性生存转化为超越性的生存.     

视域融合：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解基础

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是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一体两面,对其关系的不同理解形塑了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两种知识传统——"国家认同"和"认同政治"。强化同一性的国家认同传统彰显了政治认同相较于文化认同的高层次地位和主导作用,推崇差异性的认同政治传统则突出了文化认同的相对主义立场及其优先性。这两种知识传统虽思想主张各异,但都秉持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二元分立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的缺陷在于:既无法准确把握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本质,同时对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关系认识不足。在其现实性上,对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解必须扬弃这一分析框架所固有的个体视域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视域融合中实现民族共同体认同追寻意义和确立归属的目的。     

林语堂的少年儿童视域及其价值

21世纪前后,林语堂研究全面启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间,各式各样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许多研究颇有启发性。但在今林语堂研究中,少年儿童视角一直未得到重视。其实,林语堂有一个独特的少年儿童世界,这既是他自己的,也包括被他形塑的。林语堂还形成独到的少年儿童思想,这在教育、人生观特别是自由、快乐、游戏、梦想中成长的问题等方面最为突出。林语堂的少年儿童文体也值得研究,诸如童言无忌的放逸言说、要言不烦的追问方式、孩子心性的话语表达等都是如此。少年儿童视角之于林语堂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具有思想性、价值观、人生意义与文体模式的重要存在,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甚至整个中国文学文化也不无启示作用。     

“信朱子不如信饶氏”——陈栎、倪士毅四书学对饶鲁的接受及意义

元代新安理学家陈栎、倪士毅四书学深受被认为“多不同于朱子”的饶鲁影响,以至于被史伯璿判为“信朱子不如信饶氏”。他们认为饶鲁之说“多有好处”,大量直接引用饶说,包括引其新奇之说,与朱子相对之说,或为使饶说与朱子说相协调而对饶说“改易字面”,或强调与朱子不同之饶说属于“宜知者”。史伯璿认为他们于饶说“口虽非之,心未尝不是之”,或暗主饶说之意以批评朱注,或删润饶说以为己见而求合于朱注。当然,对饶说过于新奇或针对朱子的激烈之见,他们亦删除之。比较来看,胡炳文、陈栎、倪士毅对饶说态度虽大体一致,然亦有小异。元代前期新安理学深受饶鲁影响这一客观而隐秘事实之存在,有助于反思视元代前期新安理学为朱学门户株守者这一流行看法,更新对宋元朱子学演变脉络的认识。     

张浚、张栻的生平、学派和思想特点

张浚、张栻父子创建的蜀湘学派,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影响。他们在两宋之际,适应时势的需要,立志报国,共济时艰,不仅在抗金战场上建功立业,而且著书立说,出入理学的师承门户,积极倡导实学实用、经世致用,与理学颇有不同的事功思想。张浚、张栻的"门人"很多,包括后来生活在南宋中期的浙东事功学派,都受到他们的影响。     

章太炎“新四书”的建构及其晚年的国学观

章太炎晚年提出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组成“新四书”,作为“十三经”之总持、国学之统宗。“新四书”体系的建构,意味着打破程朱理学的“四书”体系,回归于原始儒学,并对阳明心学有部分认同。之所以反对程朱的“四书”,是因为《中庸》《论语》《孟子》三书包含了“性天”之类“超人格”言论,与西学影响下现代哲学、史学、科学相近,而与原始儒学的“修己治人之道”有所不符,故而必须被取代。章太炎作为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和国粹派的代表,他的新“四书”体系及其晚年的国学观,对于当下重新思考儒学或国学的承继仍有其参考意义。     

开拓经学与理学研究的新境界——《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评介

<正>蔡方鹿教授的大作《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于2011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下两册,共135万字,入选首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蔡教授的研究有三个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