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窦娥冤》的双重结构看中国古代的悲剧意识

《窦娥冤》《桃花扇》等剧具有双重结构,中国古代大多数悲剧作品的悲剧性和深层结构具有很多的共性,其“悲剧原型”是各个悲剧的深层主题,它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具有约定性的语义联想。中国古代的悲剧意识是由既定的信念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所引起的,中国古代悲剧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悲剧。文章从此出发,讨论了中国古代悲剧意识的相关问题。     

“穿耳”的演变与中国传统女性地位的变迁

在我国,“穿耳”从产生伊始到整个封建社会的结束,无论是象征意义还是人们对其的看法,抑或是在社会中盛行的程度,都经历过了数度演变。这些演变是由于不同时期社会文化尤其是礼教发展程度所决定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我国传统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     

透视《狂人日记》中的“吃人”

“吃人”是《狂人日记》的一个核心话题,也是一个极端的论断。吃人是悲哀的现实,又是普遍的事实。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是吃人的罪魁祸首,它吃了人,人又吃人;它直接吃人的灵魂,间接吃人的肉体。     

礼教论

礼是社会公认的集责任、权力、义务于一体的角色身份定位和全部行为规范的总称。广义的礼为全民之礼,规范全民,本质为人性,与动物本能相对而言,底线是利己不损人;狭义的礼为君子之礼,规范治国官员,本质为治国富民,与全民之礼相对而言,底线是利人利己。广义的礼学为民俗学、伦理学,狭义的礼学为治国富民之学。广义的礼教教育全民做人做事,为民俗学教育、伦理学教育;狭义的礼教教育官员治国富民,为国学教育。君子之礼来自全民而又高于全民,大大提高了全民的道德水平和规则意识。清末民国时期以“礼教”之名,将礼制、礼法、礼学、礼教等全部污名化,固然有解放思想、释放活力、结束帝制、创造共和的进步意义,但亦使社会行为失范。     

孔子“礼教”思想的当代价值

由于学术自身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传统礼文化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尤其新的更多材料得到正确认识,特别是新出土的早期的简帛思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以及一些被疑古思潮中确认为“伪书”的原典的重新认识,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原始儒学的认识也更为全面,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孔子礼教思想能够得到重新认识变得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可能。     

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

以往学者在探讨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的关系时,往往侧重强调二者的差异性,而较少关注二者的承继关系。本文认为,朱子理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对于古代礼教在当时已丧失之状况的回应,朱子的宗旨是重建古代礼教,而不是另创一种新异的哲学,只不过,当时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他的诠释与重建也必然在传统礼教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增损。朱子理学对于传统礼教而言,更多的是增补的作用,而非取代。由此我们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清代礼理之辨的实质。     

清代族产纠纷与法律调控

宗族是由族和房等支系构成的,具有一定的经济来源,比如公共祭祀田和义田,有社会互助功能和文化教化功能,由族长和宗正管理,并且有规则保证其实施的一种社会组织。而族产作为家族或宗族的共有财产,主要有义庄田、祠堂田等。由于族产管理者如族长的权力很难受到限制,而族产本身处于流动中,所有权不确定,因此在族产所有与使用上发生了不少纠纷。尽管清代国家法与家法族规对此有不少规定,但是其效果并不好。     

荀子荣辱观念之再考察

荀子作为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批判和吸收各家各派的同时,继承了孔孟关于荣辱观念的根本理路,对当时的社会治乱、人心世风进行了深入的洞察,对当时的天人关系、天人之分进行了细致的探究。他从人性的先天不足入手,于先王之道的根本精神处找出路,从而构建出了自己的荣辱观念。     

中国传统道德信仰教育的四维建构及其借鉴

在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古代社会,对儒家道德的虔诚信仰,对纲常伦理的坚定恪守是其核心教育理念。为确保儒家伦理的神圣感并内化为自觉的道德行为,中国传统社会建构起诗教为先、乐教为纲、礼教为本、史教为辅的道德信仰教育体系,将道德教育渗透于古典诗词、艺术鉴赏、封建礼教和史学常识等内容之中,以期达到“兴民德”、“别善恶”和“化成天下”的目标。古代道德信仰教育理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历史遗产,对现代德育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礼教守西陲 称忠贤名四方

蜀府在明代50座藩府中长期独享“忠贤”之名,其从分封之始即根据蜀地实际情况选择了“以礼教守西陲”的策略,并与地方政府达成共识,在有明一代一以贯之。相对明代其他藩府,明蜀府政绩卓著、贤王辈出,深受士人和蜀民爱戴,屡次被朝廷表彰,忠贤之名广泛传播,是明朝“大一统”的缔造者之一,清朝在修《明史》时评价其为“蜀中二百年不被兵革”的核心力量。但学界对蜀府的研究严重不足。翻检史料,加上田野调查,可以发现,蜀府始终坚持“事君以忠”,在蜀地提倡文教,对儒释道大力扶持,还协助朝廷完成对茶马交易的有效控制,巩固了西南边陲稳定,树立起了“忠贤”形象。同时,蜀府在不违背“忠”的前提下,“辟土田以积其糇粮”,长期享有“天下首富”的地位,积极向上助大工,为军队捐饷,对地方公共设施慷慨捐助,成为塑造明代四川人文精神的核心力量。蜀府履行藩职的策略,发展了历史上“河间”“东平”之贤,创造出独特的“忠贤文化”,这是在明代体制下明智的生存之道,是明代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藩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