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视角下被害人谅解的价值

被害人是刑事犯罪案件的当事人之一,但其主体地位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被害人对加害人的谅解也无法得到正确的对待。被害人谅解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理性视角下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提升被害人地位,尊重和运用被害人谅解行为具有重大价值。     

论被害人加权责任的概念

人生活在日常的社会关系之中,必然会发生各武各样的行为交往与互动,因此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应当承担主体行为的责任.为了促使刑法理论重返真实的生活世界,真正地实现刑罚之该当性,并通过刑事政策杠杆重塑主体人之行为模式,促进社会的公平、高效与和谐,有必要提出并论证被害人加权责任的概念.     

犯罪观的“交锋”:“刑事和解”与传统犯罪理论

“刑事和解”的出现显示了对犯罪的另一种理解可能。以传统犯罪理论为背景,以比较分析为基本路径,可以全面展现两种犯罪知识与理念的“交锋”。从宏观角度看,两者对犯罪的不同理解根源于观察路径和方法论立场的重大分歧 :传统理论着眼于“远距离观察模式”,形成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犯罪观;而和解理论则立基于“近距离观察模式”,发展出“被害人中心主义”的犯罪观。在这样的逻辑脉络下,两者在社会危害性理论、刑事法律关系及被害人同意等问题域中,产生出辐射性的对峙与紧张。作为某种反思性的维度,“刑事和解”在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中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为重新估价和改进传统犯罪理论提供了重要契机。     

被害人过错问题法定化研究——以犯罪与被害互动关系为视角

犯罪与被害关系素来存在犯罪中心主义倾向。但被害人学、被害人过错研究的兴起引发了从犯罪与被害互动角度重新审视两者的关系。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的被害人过错,是刑法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基于互动关系视角,通过介绍我国被害人过错的司法实践与立法现状,分析我国被害人过错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域外立法实例,进而提出被害人过错法定化的可行途径:总则宏观规定与分则具体罪名规定相结合。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价值分析与立法设想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作为国家建立的特殊救济制度,主要针对因刑事损害遭受严重损失但又无法获得有效民事救济的刑事被害人提供必要物质保障。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具有法理学和司法实务上的重要制度价值,需要通过立法加以规范与保障。要通过救助对象、救助条件、救助程序等方面的完备立法,进一步有效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之我见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人权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目前在刑事诉讼中人们从对被告人人权保障问题的关注已经开始转向对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关注上,本文仅从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角度来阐述对被害人人权保障的问题。     

你也当一回福尔摩斯

1．谁是凶手 著名的学者赵教授被人杀死在了家里,现场的一切说明了凶手与被害人很熟悉,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对被害人暗藏恨意。凶手逃逸时犯了一个错误,没有注意到被害人当时还没有断气。     

国际刑事法院审判程序被害人参与机制探析——以检察官诉卢班加案为例

《罗马规约》实现了国际被害人诉讼参与权的司法化,同时赋予国际刑事法院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审判分庭根据不同审判阶段要求,对申请人的参与资格进行逐案审查。被害人的资格审查标准以及证据提交、质疑权利是卢班加案的争议焦点,审判及上诉裁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诉讼公正是全体诉讼参与者的公正,需避免矫枉过正。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细则应当保障被害人的知悉权、人身保障权以及获得赔偿权,并向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赋予"间接被害人"地位。     

被害人利益的维度考量之刑法意义思考——以亲告罪为视角

随着"被害人学"的勃兴,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权利救济等在刑事政策的变迁中得到彰显,由此影响到刑事立法对被害人利益的尊重与考量。反观我国刑法,除了亲告罪,几乎没有对被害人主体利益特别是自我决定的尊重与保护,这不利于扩张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贯彻刑法谦抑性理念。为了让被害人利益在我国刑法中得到彰显,不仅要在完善亲告罪立法体例基础上适度扩张其适用范围,还要对被害人承诺进行适度的法定化,明确被害人承诺的概念,并就被害人对身体健康权的承诺进行限定,以与新增设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设置保持协调。     

将被害人行为引入刑法视野的必然性之探究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从地方性的制度实践上升到国家程序法层面,但这改变不了包括刑事和解在内的整体被害人行为被刑法忽略、漠视的现状。实际上,被害人行为存在于犯罪发生的全过程,不仅影响着行为人犯罪性质的认定,也会作为刑罚处罚条件影响着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追究与刑罚的裁量。因此,将被害人行为引入刑法视野有着深刻的必然性,这不仅是部门法之间协调统一的需要,也是刑法自身的公平理念的实现、法益保护机能的扩张、社会危害性的合理评价之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