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形态及诗学指向

新历史主义的模糊理论定位和松散学派特征是文学批评界的棘手问题。在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的对立阐释中，它更是面临着命名危机和方法论困惑。新历史主义在泛文化批评中提倡的是历史与文化在文本层次的对话，在对后现代历史终结论的批判中引导的是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的对话和协调，而在文化诗学理念中实现的是历史性回归和主体性重建的学术理想。     

由城市创新转向创新型城市的约束条件和实现途径

通过运用文献分析和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城市创新转向创新型城市进行探讨.指出"城市创新"作为城市存在和运行的基本功能,与"创新型城市"完全不同,创新型城市是对城市类型的描述,只有当城市创新资源丰富、创新能力强、创新效益好时,才可能成为创新型城市.这个区分是由城市创新到创新型城市的逻辑起点,由城市创新转向创新型城市是有条件的城市的必然选择,而这些城市成为创新型城市又会进一步强化城市的创新功能.大幅提升城市创新水平.     

元代新安理学从“羽翼朱子”到“求真是”的转向

元代前期的新安理学家们以"唯朱是宗"为治学宗旨,在经学研究上,他们以"羽翼朱子"为指向,普遍采取了"附录纂疏"式的解经方法。到了元代中后期,新一代的新安理学家成长起来,他们都已经不再虔诚或盲目地唯朱熹之注是从了。郑玉以"阕疑"为治经原则;朱升则以"旁注""求真是之归";赵汸综合考据向上推校而"一切以实理求之"。在这些治经方法中,展现出一种追求"真是"的新倾向。     

布尔逻辑思想初探

以布尔命名的“布尔代数”作为数学分支，在现今计算机科学领域蓬勃发展，那么布尔本人的逻辑思想在逻辑史上的地位应重新审视。从布尔对莱布尼茨的发展，布尔逻辑的形式和形式化的区分以及布尔和直言三段论的关系三个角度展开的分析，是凸显布尔逻辑思想当代价值的关键。     

领导应学会事“避”躬亲

领导者本人的精力和能力毕竟十分有限，领导者合理分配精力，科学地从事必躬亲转向事“避”躬亲，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仍有相当一部分领导仍去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常给工作带来了不应有的负面效果。     

制度"好"合理性根据的现代性转向

近代以来,制度"好"的合理根据发生了现代性转向,这就是从身份到契约、从人治到法治、从仁政到宪政的历史过程。     

从“异化宗教批判”转向“尘世批判”

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异化宗教”的批判。所谓“异化宗教”是指在感性世界遭受挫折的基础上产生的宗教。这种异化宗教的实质是人对感性世界的逃避,而不是理性寻找终极关怀所成就的非异化的宗教。因此,马克思必然从对“异化宗教”的批判转向对“尘世”的批判。     

侠之想像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金庸小说的社会学意义

武侠想像是对现代性焦虑作出的反应。随着现代性的发生，传统社会的解体，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和身份认同危机，一部分人通过文学之侠的想像，来回应现代性和寻找身份认同。在现代性条件下，金庸武侠小说通过对侠的现代阐释和想像，使自身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位置，呈现出并不寻常的意义：金庸武侠小说由对江湖世界的美化转向对江湖黑暗的批判，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认同的解构；由对民族大义的歌颂转向对民族主义的破除，表现出对现代政治认同的超越；由对武林义气的肯定转向否定，批判江湖文化，表现出对传统文化认同的超越。金庸的现代武侠小说最终完成了对传统社会认同(江湖世界)、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武林义气)的超越和解构。金庸小说的侠之想像是现代性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以虚构的方式解决身份认同危机，追寻自我认同的一种文化形式，在更深的层次上，它是一种对抗“存在被遗忘”的拯救性力量，一种想像性的自救力量。     

虚拟空间的几重文化症候探究

大众传媒语境下以网络为代表的虚拟空间的仿真性极大地模糊了真实与虚拟的界限。技术形态的变化颠覆了传统模仿诗学的架构,引发了诸如消费主义的欲望生产、后现代图像转向等文化症候,对个体思维模式甚至群体范式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从特奥·赫尔曼斯兼看翻译操纵学派流变

翻译研究的操纵学派从描述学派中汲取养分,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重要一环。特奥.赫尔曼斯见证、经历和梳理了操纵学派的发展流变,在扮演一个学派中间人角色的同时,也在翻译常规上做出了进一步的学术贡献。本文跟随赫尔曼斯的视角,对操纵学派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