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穆的人文主义历史存续观

钱穆对人文主义有系统的学术观建构,并以其生命实践印证着自己对人文主义的独特理解。在钱穆的人文主义思想构成中,"存"与"续"的意识由传统文化层面的信仰、伦理和知性自觉,辩证地贯穿于日常的生命实践活动之中。这使得钱穆的人文主义显示出迥异于西方人文主义的品格:它不是以发掘个人感性、理性的价值驱力及公共性文明机制为其思想原创的基点,而是力求使个体与社会在纳入一种文化的统绪中,实现文明的价值增殖和外延扩张。钱穆的人文主义是超越学术个性的历史主义与超越历史境遇的生命哲学的统一,是博大淳厚的民族精神与个体生命实践的统一。这种人文主义在内涵上具有较鲜明的儒学人文主义特质,但在内在机理上,它超越了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观念,而呈现为面对另外空间视域而求取文化"存续"的人文主义。     

文化的三阶层——论钱穆的“文化构成”说

在钱穆看来,文化即人生。人生必须面对＂物世界＂＂人世界＂和＂心世界＂,相应地,文化则是物质的、集体的和精神的三部门之融合体。作为其文化学理论的基础内核,＂文化三阶层＂理论从人类生活、文化要素及人文演进3个层面展现了文化的立体性。对于今天中国的文化建设而言,＂文化三阶层＂理论启示我们要注重文化体系各部门配搭的协调发展,尤其是要重视发挥道德的引领作用。同时,也要重建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     

钱穆考论古史地理研究方法得失论衡——以《周初地理考》的研究方法为中心

钱穆考论古史地理,并不单纯考证地名、地理,他的古史地理研究不属于传统的"地名簿记之学",而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典范。他在《周初地理考》一文中提出周人由山西往陕西迁徙、发展的看法,成为研究周初发展的重要一说。该文运用一些研究古史地理的方法,包括地名研究法,地名迁移,"人以地名,非地以人名";地望研究法,考论古史地望、人事要结合当时历史条件,以诗释史,运用声韵学等。虽自圆其说,但在研究方法、阐释文献、处理神话与历史的关系等方面都有不足,如:在研究方法上犯了"征之于古迹""求之于音似"两大毛病;在处理神话方面,把神话人物当作历史人物,没有运用考古资料。这些限制了该文的学术成就。     

钱穆、余英时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钱穆认为清代经史之学从宋明性理之学发展而来,他对乾嘉经学考据多有批评;余英时指出,学术思想从宋明到清代发展,是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钱穆论清代学术思想,多结合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察;余英时则以"内在理路"的研究路径来解释清代学术思想流变。在清代学术史领域,钱穆、余英时的研究有着重要地位。     

从诸子通贯到天人合一——钱穆人文思想的再认识

钱穆以传统人文思想为基础,以史学融通文哲,以情感贯通中西,以天人合一会通人类文化的发展,这样的"通"对当代人文学建设有重要的意义;钱穆晚年对天人合一的论述回归了传统文化天命、人性的和合缘构,既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开发,也是对人类文化未来发展的构想、对儒家文化的现代化作出的突出贡献;钱穆的人文思想精华与不足共存,其情感皈依在民族,其学术指向在华夏文化的更迭发展,这些人文思想能够启发我们思考全球化语境中华夏文化的处境与命运,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钱穆黄帝观的比较意识

钱穆的黄帝观富于比较意识。钱穆强调在世界各文化单位共存的联系之中重新审视中国，这实际上延伸了轴心期理论的上限。钱穆认为，炎帝和黄帝二者之间虽然矛盾有斗争，但是总的说来呈现出互补的关系。钱穆运用近代殖民思想来认识分封制，从而认识到分封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具有开疆拓土的积极作用，这既有利于扩大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又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     

钱穆黄帝观的宗教意识

在钱穆的黄帝观中具有宗教意识.这表现在《黄帝》一书所论述的四个典型的事例上.它们是符咒与文字的关系、音乐的神人感通作用、舜的遭遇和武王伐纣之前的占卜.钱穆对宗教意识的把握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宏伟的意识与微观的本领相结合.二是从神学的角度看问题.三是坚持以中国的物事为认识之本位.四是具有比较研究的广阔视野.钱穆以世界文明史为视角,在世界宗教的总体态势中为其黄帝观之宗教意识建构了一个合理的坐标系.     

从"文以载道"到"艺术就是人生"--钱穆美学思想基本问题论析

钱穆的美学思想与中国儒家美学思想有着历史的承继关系.他提出艺术就是道义,艺术就是人生的美学主张,这是他对前人"文道"说在现代人生中进行的新思考和新阐释.这一观点是他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也是他任何艺术探讨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巨变中的怀旧?--重温六十多年前钱穆先生的文化历史观

史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历史观在当时是另类,在今天也绝非时尚,而他在20世纪世界学术界的影响,难有第二位中国的历史学家与他相匹敌。他的历史观是在深知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不是在意识形态教育下形成的。他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理解与把握能力是有过人之处的,否则他不会从乡塾直接走进北京大学的讲堂。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他并非对现实一无所感,他在当时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认识就决非只是怀旧,今天我们重温他的这些认识也绝非怀旧。在全球化给人类带来诸多矛盾与困惑的形势下,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运也面临众所周知的挑战,此时,重温六、七十年前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对我们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钱穆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考论

文章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中心,以书中所收录学人的取舍标准作为切入点进行考论,再将其置入其与《国学概论》、《清儒学案》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四部著作所组成的清代学术研究体系中进行考察,从而阐明钱穆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观点演变与其著述体例建构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