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传小说与曹植游仙诗

曹植是游仙诗创作的第一人。他的游仙诗可考的大约有《升天行》《游仙诗》等11首,这几乎占了曹植诗歌创作总量的六分之一。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曹植的游仙诗受到了屈原《远游》创作的影响,并且是结合了汉代以来的道教神仙思想而逐渐成型的。在道家思想领域,尤其是汉代以来的仙传小说对于大量神仙升天羽化故事的描写以及纷繁复杂的仙境的描绘给游仙诗这种诗歌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文学性大大增强。曹植的游仙诗与仙传小说有着密切关系,两者互有促进,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曹操与谋士关系新论——《三国演义》君臣关系管窥之三

曹操与谋士的关系,是《三国演义》君臣关系的一个层面,在魏、蜀、昊三方中表现最为复杂,其文化内涵也比较丰厚。整体可视之为君臣关系的扭曲形态,但也有前后期的差异。前期是君臣关系的常态为主,扭曲为辅;后期则演变为扭曲为主,甚至大开杀戎。其演化轨迹是扭曲趋势愈演愈烈,光彩渐失。其关系恶化的深层原因,有政治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因素,还有人性的因素。在封建专制政体制约下,曹操与谋士关系的实质是主奴有别,谋士们无法摆脱其人身依附关系的本质。     

传统农耕文明之礼赞——评曹旦昇长篇小说《白吟浪》

传统农耕文明赐予白吟浪滩的人们对于土地的依恋与执迷,并养成了他们对作物种子的崇拜之情以及对于粮食的敬畏;洞庭湖水的烟波浩渺也练就了白吟浪滩上各式各样靠水为生的后生们的捕鱼绝技与相伴而生的闯劲;人们所秉承的朴素自然观,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轮美奂景象。曹旦昇站在对最后一抹传统农耕文明礼赞的角度上,为我们展现了这一方靠水吃水、以土为家的洞庭湖儿女的美丽生活画卷。     

“木斋曹植说”之产生缘何可能——在《古诗十九首》研究史的坐标里

"木斋曹植说"因突破以往诸说而受到质疑,然将其置于《古诗十九首》千年研究史中观照,此说自是学术史积累与个人创新两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学术发展史、时代文化变迁、个人学术史等三重因素考量,言此说为标新立异,毋宁说更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论情诗为曹植诗与古诗的基本属性

木斋先生《古诗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古诗论.总论>》与杨新民先生《中国古代爱情诗歌略论》中皆指出建安曹魏时代的诗歌共同属性为"爱情"基调。因建安时代摆脱两汉儒家伦理教化,风气不但滋养了曹植与甄后两人在性格与思想上的解放,更使两人的爱情反映在文学上,是具体且大胆地呈现在生理与心理的原始本能。并从曹植诗文集与古诗中之作品,结合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学角度分析曹植、甄后两人于建安九至十六年初见,植对甄后单恋时内心的纠结。建安十六至十八年之突破期,描绘植、甄恋爱关系进程,阐发爱情在两人中所带来的效应与变化。     

木斋甄后研究的学术反思

木斋研究原本将曹植视为古诗十九首的主要作者,当下则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全部古诗视为一个整体来审视,进一步察觉古诗中包含大量围绕恋情主题,并且带有女性口吻的作品,甄后的重要性因此浮现;曹植与甄后关系的研究也有了更深一层的开展。不论从彼此心理活动的逻辑层面出发,或从双方传情诗歌的史料考证出发,都肯定了部分古诗作品为甄后之作的可能性。     

论曹丕的个体意识与《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是魏晋时代个体意识自觉和文学自觉的产物。曹丕的个体意识贯穿在《典论·论文》文章整体之中。《典论·论文》中的文章价值论、“文气”论,以及“诗赋欲丽”的观点都与曹丕的个体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曹丕个体意识的自觉是其文学自觉的根源。     

从文字到影像:《草房子》的互文性考察

电影《草房子》是对同名小说的“图解式转化”,在主题表达、形象塑造、情节设置及风格传递等方面,与原小说基本一致;但受影像、篇幅、受众等因素影响,还是做了一些必要的改动,包括删减主要人物、压缩故事时间、简化叙事结构、设置双重视角、删减或调整故事情节等;通过媒介的转换,电影《草房子》和同名小说在遵循各自的艺术规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对优秀的“互文性”作品。     

曹尔堪与明末清初词风演变

曹尔堪是清初一位重要词人,其词作风格在清初词坛独树一帜。但是,长期以来,对于曹尔堪词作的认识研究明显不足,对曹尔堪所论较多的是他在清初三次大型词作唱和活动中所起的组织倡导作用,而对于其词作本身对当时词坛的影响则所论甚少。其实,曹尔堪词作风格对明末清初词风演变产生了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诗化戏剧与小说化戏剧——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二

“以诗写剧”是最能体现曹禺话剧创作个性的特点之一,也是他区别同时代话剧作家的显著特色,就创作主体而言,曹禺多次宣称他以“诗”写“剧”。与曹禺诗化戏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舍在他的话剧创作中也融合了别种文学体裁的特长,但不是诗而是小说。老舍创造性地把小说与戏剧这两种最为显要的现代文学文体结合起来,创立了极具个性特色的“小说化戏剧”,使成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话剧在特殊的政治时代,没有完全跌入低谷,在文艺家们普遍迷失自我的红色岁月依旧为中国甚至世界戏剧观众奉献出独具个性风采的“小说化戏剧”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