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盛唐求仕热潮中的“多余人”

在盛唐求仕热潮中,孟浩然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存在。当时儒道两种对立的文化精神以一种特殊的形态相互整合,共同建构了孟浩然的文化心态和价值标准,使孟浩然具有一种儒者和隐逸气质相混合的精神特质,形成了孟浩然既追求一定的社会功利又不以入世为首选目标的温和、拘谨的士人人格,也使他长期处于仕与隐的紧张和焦虑之中。仕与隐的欲调和及二者事实上的难以调和,让孟浩然陷入了仕与隐的两难抉择中,进退维谷,从而成了盛唐求仕热潮中的“多余人”。     

经学产生原因新探

经学的产生不仅是汉武帝推崇儒学、罢黜百家形成的 ,它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文化原因、经济原因。其政治原因是 :专制帝王需要一种理论权威维护政治权威。文化原因是 :诸子百家的思维方式是一元化的 ,排他性都很强 ,而且都为政治服务 ,都希望自己学说被奉为经典。这种学术环境难免不产生经学。经济原因是 :中国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 ,而儒家扎根于小农经济 ,维护小农利益 ,小农乐于接受儒家教化。     

辛亥革命前后儒家文化的命运--对清末民初"尊孔读经"问题的考察

辛亥革命前后儒家文化命运的变迁聚焦于“尊孔读经”问题。清末新政使儒家“经学时代”沦入山穷水尽的窘境。辛亥革命创建民国 ,资产阶级既摧垮了封建帝制 ,也涤荡了为封建帝制服务的儒家文化。民初帝制死灰复燃与“尊孔读经”借尸还魂之如影随形 ,既证明封建专制主义天道观根深蒂固 ,也证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对“孔夫子”为拥护“德先生”之必要前提乃时势使然。考察这一问题 ,有利于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儒家文化“批判继承”。     

儒家文艺伦理思想探析

儒家文艺精神不仅与政治伦理、社会规范和人格修养密切相关,而且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儒家“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一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追求目标。因此,现代社会需要借鉴儒家的文艺伦理思想和实践手段来建立新的伦理学。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儒教伦理比论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儒教伦理的比较是韦伯世界宗教经济伦理比较的重点和核心 ,它由新教伦理与儒教伦理根本价值取向的比较和具体价值观念的比较两部分构成 ,前者主要通过禁欲主义与神秘主义、伦理先知与楷模先知、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等比较范畴体现出来 ,后者则可概括为根除巫术与容忍巫术 ,人性本恶与人性本善 ,天人对抗与天人合一 ,改造世界与适应世界 ,积极自制与消极自制 ,工作伦理与自然伦理等方面。韦伯的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比较观既有相当的理论建树和可取之处 ,也存在着不少错谬乖戾之处 ,需要我们加以理性的批判总结和清理。     

戴震经学研究的人文关怀

戴震的经学研究以先秦儒家的论述力驳朱熹的心性之学 ,肯定情和欲的合理性 ,力矫宋代理学与清前期的主流意识之谬 ,为推进当时思想的发展作出贡献。他的学术研究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学术个性。     

文人·儒家思想·游侠精神

中国古代的文人永不消歇地歌赞游侠,实质上是借以抒发其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积极入世之情。文人与游侠精神的紧密关联有其深层的文化原因,那就是儒与侠这两种文化形态的相通与互斥对于文人的深厚影响。一方面,二者在讲义、讲信、讲人格的独立平等、讲复仇等方面的相通使得文人情感在一定情境中往往会表现出激切的特征而与游侠连接。另一方面,二者的柔刚对立使得柔性的文人希望获取游侠刚性精神的济补而形成理想人格。     

试论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及其措施

五代十国时期,沙陀人在中原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四个王朝。同时进入中原的还有契丹、回鹘、吐谷浑、奚等少数民族。沙陀人建立的王朝完全采用了中原王朝的官制及礼乐制度,在用人上蕃汉一体,不分民族畛域。再加上少数民族统治者与汉人通婚、收养义儿及对汉文化的认同,仅过了半个世纪左右,这些少数民族便融入到汉族中。     

传统沉疴下的海峡两岸女性创作比较

海峡两岸女作家被同一条中华文化的纽带所连接,这使她们的创作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儒家文化在两性关系上不平等的伦理秩序使得两岸女作家的笔下始终回响着不屈的抗争之声,但是,由于政治、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她们的创作又具有某些内在差异性.因此,需要通过对其中差异性的阐释,寻找一条通向两性和谐的途径.     

理学的变脸与学人的变身——王阳明与书院综论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位文武双全的天才。他既是理学的代表,也是中国书院文化的象征。在王阳明身上始终充满着复杂的矛盾。他一方面探索并实践着圣人的大众化和通俗化理论,一方面他自己和门人又把他拔高到彻底超越大众的至高神位;一方面他表现出对朱熹所获得的神性般崇拜强烈不满,并且他不遗余力地从事着捣毁偶像的工作。结果是,拉下了一个上帝,自己又坐上了上帝的神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