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下)

论及先秦赋,有的将《楚辞》中包括《天问》《九歌》在内的全部作品皆划入其中。论及赋的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而大部分是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本文认为应根据已定型的汉赋的几种体式,分别探讨其源头。实际上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屈原在西周末年以来诵诗的基础上,吸收楚民歌的特征创造了骚赋和诗体赋。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实际上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由应用文字而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同瞍矇的赋诵活动有关。是瞍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除文献记载之外,先秦时较早的赋体作品中常以师旷为主要人物,也说明这一点。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便是证明。瞍矇和俳优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赋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大正藏》本《大智度论》校勘举误——以敦煌本为参校本

后秦鸠摩罗什翻译《大智度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典籍,其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大乘佛教的各个方面,被喻为"佛教百科全书",对中国佛教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是历来中国佛教各宗派所依用援引的重要论典。然而由于历代辗转翻刻,传世本《大智度论》亦颇有讹误脱衍之处,本文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大智度论》写本与《大正藏》本相对勘,订正了《大正藏》本的部分讹误,同时指出了敦煌本的巨大学术价值,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     

论王安石《淮南杂说》中的“异志”思想

王安石《淮南杂说》中提出臣可用非常之礼、君可取而代之的“异志”思想 ,受到杨绘、程颐、杨时等人的攻讦。其实 ,王安石的思想根源于儒家经典 ,又为其改革服务 ,具有进步意义。理学家的批评既有反对变法的因素 ,更有强化封建纲常的时代要求在里边     

李栗谷对王阳明“心学”思想之融合性传承

李栗谷与李退溪并称朝鲜性理学的“双璧”。作为“栗谷”学派的创始人,李栗谷思想兼容并取,不墨守所谓的正统性理学,细究其理论学说中亦具有极其丰富的王阳明“心学”内涵。以李栗谷思想中的“道本于心”“至善与中”及“知行并进”等理论为中心,可验证李栗谷学说中的诸多理论皆与王阳明“心学”思想是相当契合的,亦具有十分明显的融合与传承王阳明“心学”之特征。     

王阳明“知行合一”新论——基于心物一体存在视域的分析

王阳明之“知行合一”基于“心外无物”的存在,而此存在的分裂则是造成知行二分的原因。就知行本体言,“知”是作为万物本体之良知明觉的发见,并且因心物一体之故,良知明觉之发见亦即存在之开显;“行”包括人之意念与身行,但因意念、身行与万物之存在一体不分,故“行”实指向良知之开显或存在之开显。因此,“知”与“行”皆为良知在时间中的开显,是同一存在的不同面向。就功夫言,“知”指体知良知,“行”指开显良知。因为良知非存在又与存在不分,且心物一体之真实存在没有主客之分,故知良知即开显良知为一体性的存在而抵达良知。因此,“知行”是一个致良知功夫的两个方面,二者皆指开显良知为真实的存在,即一体性地“存—在”是知行合一功夫的本然。     

《龙龛手镜》所收唐讳字形论析

《龙龛手镜》搜集了大量写本佛典中的异体字,唐讳字形也在其列。从避讳学与文字学交叉的角度来看,这些字形的分布特点既与唐代避讳的规避对象、祖庙推崇、起伏概貌等情况基本契合,较好地保存了唐代避讳制度施加于写本文献的影响痕迹,也反映出唐讳字形的真实变化情况。不过,囿于编纂初衷与文献性质,《龙龛手镜》在处理所收唐讳字形时存在分类标准不一致的问题,部分唐讳字形的收录考证也有待商榷。这些情况透露出《龙龛手镜》在避讳制度的认知上可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以致影响了正字标准的合理取舍。     

唐生智弘扬佛化再研究

唐生智大力宣扬佛化有利用佛教中的某些思想资源作为军队精神支柱的用意,为达此目的,他需要解释乃至论证其一贯宣扬的佛化与革命二者之间不是相悖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互为一体的关系,以便消除众人的疑问。由于唐生智对佛法要义的诠释过于“异想天开”,有时他对佛法要义的认知与一般人甚至与佛教徒的既有认识存在较大错位,因而时人对唐生智的做法及解释不以为然,并对其言行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唐生智之所以会有既维护佛教又破坏佛教这一看似吊诡的举动,是其对佛教过于自我化理解的必然结果,而并非舆论所断言的“抱着投机的态度利用佛教”。     

今日山花昨日风——人才学专家王通讯序跋述评（一）

序跋之体,中外有之。序跋之于学术有推波助澜之功,通过对我国著名人才学家王通讯序跋的收集、整理和挖掘,就其所掌握的100多篇序跋,分别从序跋所阐发的学术观点和学术实践的角度,就王通讯先生有关中国人才研究历史、人才规律、人才开发、人才方法论、人才实践的人才思想,以及他从开创人才学事业那一天起,为促使人才学分支学科发育、推动人才学基础理论研究、扶植青年人才研究者成长的所做实践进行了系统的述评。在评述王通讯自身长期致力于人才学系统思想和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就王通讯的科学治学精神、谦谨的学人品性、著文做事的认真态度,以及提携后进、培育人才的故事进行了深度探秘,精致地揭示了中国人才学研究的高端学者和在学术上公认的优秀领军人物[1]的学术人生风采。     

略论中国书法与文学趣味之关系

以中国书法艺术与文学趣味之间的关系为着眼点,以中国书法史为经略,展示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趣味对同期的书法艺术风格的影响,并以魏晋风度、盛唐气象为个案,着重剖析二者之间的相互浸濡与融汇。     

曹溶词学观及其与浙西词派的关系新探

通过词体观、新变观与南北宋之宗三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曹溶、顾贞观与朱彝尊的词论,在强调词体的抒情特性方面三人观点较为一致。三人最大的分歧在于曹溶、顾贞观提倡性灵,而朱彝尊独尊南宋姜张的醇雅风格：曹浴、顾贞观学词偏向北宋,朱彝尊主张学南未。三人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不一致,朱彝尊词学观前后变化较大,受曹溶影响仅在其词学的前期,曹溶词学对浙西词派理论没有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