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佩甫《城的灯》中的恶魔性因素

恶魔性因素在中西方文学传统中具有普遍意义,栩栩如生的恶魔性人物形象始终具有着无限的艺术生命力。恶魔性因素的内涵是对某种正常秩序的破坏,对正常意义上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反叛,其核心要素是反抗,其生命是叛逆,其实质是战斗。原始的生命冲动和颇具创造性的智慧是其性格中共有特点。李佩甫小说《城的灯》中的冯家昌这一人物性格中,就具有较强的恶魔性因素。     

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

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60年代前期为萌芽和初步形成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前期为发展完善时期;80年代后期至今为深入时期。对实践美学的主要概念和命题,如主体性、积淀、自然的人化、内在自然的人化、新感性、人的自然化等进行梳理及对实践美学的形成、发展和深化过程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实践美学作为一种学术理论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研究多了一个视角———一个现代美学学术史的视角。李泽厚对美学的研究从来不是空中楼阁,不是形而上的纯粹思辨,他的所有的问题都植根于现实生活并力图在此基础上为中国甚至整个人类、为每个个体幸福生活寻找出一个方向。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不仅从美学上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命题和学说,而对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产生了重要作用并且必将对新世纪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诗歌中的“面具”美学--以宇文所安对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解读为例

诗歌主要是表达诗人思想、抱负、志趣的文体,侧重于表述内在心声。但文学中呈现出的“声音”却是非常复杂的,未必是作者本人的真实声音,有时是寄托的声音,美国汉学家孙康宜把这种仿若戴着“面具”不以真实面貌示人的文学现象称为“面具”美学。晚唐诗人李商隐受党派之争牵连,政治上徘徊彷徨表现,在诗歌中欲言又止、隐喻深婉,内在心声隐藏在“面具”之下,反而成就了诗歌含蓄蕴藉之旨、神秘朦胧之韵。     

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诗作年质疑

根据诗体、题材、用语等多方面的证据来看,《代曲江老人百韵》“年十六时作”之说很可能是作者元稹 本人提供的不可靠之词。当然,这一点并不必然涉及作者的人品“污点”,而是与唐人普遍“好大言”的风气有关。     

李、何之争的诗学内涵

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领袖李梦阳与何景明,在明代正德年间有一场激烈的文学论争,二人论争的诗学内涵是师法古人的具体方法与途径,以及诗歌风格的不同取向,其复古的信念则基本一致,二人产生分歧的原因是个人资质禀赋与南北地域文化差异。     

李维汉与陕北公学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8月，陕北公学在延安成立，李维汉是陕北公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陕北公学工作期间，始终坚持统一战线、抗战建国以及党性办校的管理理念，同时贯彻民主教育、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及学员间应同步学习等教育思想。李维汉管理理念和教育思想在陕北公学的贯彻，培养了一大批抗战干部，丰富了干部教育的内涵，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奠定了中共干部教育的基调。     

李煜、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探微

李煜、李清照是我国古代婉约派词人中的大家。李煜词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真”,他的词一任真情的流露,较少有理性的节制:他前期主要写宫廷享乐生活的感悟;后期主要写亡国之痛,血泪之情。李清照是宋王朝南渡前后最杰出的女词人。她的前期主要写略带苦涩和忧虑的望夫词和对大自然、禽鸟花草的热爱的抒情词;后期主要写的是亡国亡夫的血泪词,这既是词人情感历程的写照,又是时代苦难的象征。     

20世纪30年代对“商资归农”活动的三种批判意见——骆耕漠、韦东、李龙门主张之比较

20世纪30年代",商资归农"活动遭到了一些社会人士的尖锐批评,骆耕漠、韦东、李龙门为其中的三个代表人物。他们的批判反映了这场活动中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各自的理论依据又不尽相同,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人对当时中国农村出路问题的思考。     

李清照与秋瑾悲剧人生之比较

李清照与秋瑾分别生活于宋、清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她们都有着良好的家庭教养和超凡的才艺,都有着崇高的政治理想和相似的审美情趣。虽然她们的人生都是悲剧性的,但她们人生悲剧的表现形式却是不同的,李清照是哀婉的秀美,秋瑾是崇高的壮美。究其原因在于她们的个人精神支柱和彼此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     

论"韵"与秦观词的艺术美

"韵"是一种外在形态,更是内在的精神。秦观词从感物、言情两方面体现了"韵"味:得之于内、虚处入神的空灵之韵;重在感发、意在含蓄的清灵之韵。然而秦观词"韵"尚有"无力蔷薇"之不足,与李清照词进行对比论析,可资更好地认识"韵"之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