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古文思想内蕴及对其骈文写作之影响

晚唐时期,古文式微,骈文复兴。以古文起家的李商隐拜骈文大家令狐楚为师,转以骈文济世。但李商隐心存古文道义,其古文创作既受韩愈古文思想精髓的熏染,又有独立清醒的文道观念和文体意识。李商隐古文存世篇目虽不多,但涉及文体种类丰富,以议论、抒情和记人叙事为主的文字各有特点,议论文字笔锋犀利,抒情篇章笔势流畅,记人叙事笔法简约。受古文观念影响,他的骈文既远追六朝骈文华美文体本质,又融入古文雅颂正声,以情动人,与晚唐诸家骈文相比,别具一格。     

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之根本精神──“无我相”

儒、释、道三家哲学的共同特正是“无我相”;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根本精神也是“无我相”,代表儒释道三家精神的诗人屈原、王维和陶渊明三派诗歌,以艺术手段显现至高无上之境──“物我皆忘”,“物我一体”、在此境界之中,诗歌作为艺术家心灵的外化,绝不是中纯的语言文字对情感的渲泄,而是生命中修炼境界的极致,通达这种“无我”的人格境界和艺术精神,正是中国诗歌艺术的根本精神,     

新世纪冯至《十四行集》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检视新世纪冯至《十四行集》的研究，从内外结合的版本研究、现代解诗学的实践、审美现代性范式以及比较研究四个方面，回顾近十多年研究成果，辨析和反思研究观念与研究方法，展望《十四行集》研究的可能学术增长点。     

十七年诗歌的艺术缺失及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诗歌创作一度成为时代的"热潮",也出现过一些感情真挚的佳作,但缺乏诗性和诗美的平庸乏味之作居多,很多诗歌沦为了图解政治的一个符号或传声筒,整体上蜕变为革命话语和政治权力的承载工具。一些诗人泯灭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把诗歌当作政治权力的一种玩赏;一些位居高位的评论家把持着话语权,成了扼杀诗人和诗歌的刽子手。在极左政治的时代语境和态势中,十七年诗歌的发展艰难而曲折,出现了严重的非艺术性、非诗化的畸变。     

轻与重：美丽的悔——读张枣《镜中》

张枣很早就开始尝试对古典诗学传统的吸收和借鉴,并进行了比较成功的试验,《镜中》便是一例。通感和＂词义借用＂使＂悔＂变得美丽轻盈,人称转换造成了心理空间腾挪,＂镜中＂这一出色运用的意象统摄了全诗,三者共同织就一个复杂的文本。这些技巧帮助平衡了诗中的轻与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东方“三月三”民俗浅议

本文结合实地考察,对东方美孚方言区"三月三"民俗文化加以浅议。     

疾驰的哀鸣:论张枣诗歌中的声音与抒情表达

诗人张枣一生仅仅创作了百余首诗歌,但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关于传统,他始终有着一种相对明晰的态度。本文选择以声音的视角切入,将通过句式、停顿、词的选择等包孕在情感与意象中的内在化节奏展开,从而在声音传统中去洞悉张枣的诗歌所彰显出的哀鸣与急促等情感特征。     

海南黎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人类学审视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在文化人类学的视域下对海南黎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起源、变迁、传承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传承和完善黎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方法和途径。     

村庄革命的“内生性”及其限度——试论孙犁的《村歌》

《村歌》是孙犁根据1947—1948年下乡参加土改工作的经验创作而成的中篇小说。本文通过对《村歌》的文本分析指出,在新的历史情势下,孙犁试图借助小说这一文学体裁,记录、反映并想象和建构革命的现实与远景。区别于同一时期大部分的土改小说,孙犁在《村歌》中并未着力呈现政策对现实的引导或两者之间的频繁互动,张岗村的土改运动主要被叙述为政策引导下村庄内生的革命潜能的引爆,土改中遇到的阻碍大多通过村庄中人半自发的组织、互助和话语创新得到解决。这一构造内含着孙犁对革命路径的想象,即革命不仅意味着对村庄的颠覆和改造,更存在着从乡村传统和日常人伦中生发出来的可能。但同时,在小说中,激荡的革命情绪最终仍然被回收为双眉个人情感的高扬,却也症候式地呈现了这一革命想象与现实的龃龉,和在新的历史情势下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从俞平伯晚年自省和“李希凡自述”想到的(之三)——回应俞平伯晚年的红学研究反思

俞平伯先生晚年的红学自省是真实可信的,应引起红学界高度重视,他的红学研究思想的重大变化同1954年那场对他的批评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对当年那场"批俞评红"不能全盘否定,不能只讲负面问题,全面否定其正确性和必要性。现在红学研究的一些乱象正是当年批判过了的错误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的泛滥。这种泛滥同对当年的全盘否定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