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差异与协同研究

在对京津冀1981年以来节能减排政策措施进行量化处理的基础上,建立针对节能减排政策措施有效性的计量模型,分析了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演变状况,并探究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其节能减排效果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颁布经历了早期各年份相对零散、缺乏连续性到新世纪以来政策颁布数量显著增多、政策总体力度逐渐增大的过程,但三地政策总效力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节能减排政策颁布数量增多引起的;京津冀三地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更多的是趋于实现短期目标,政策整体缺乏系统性和权威性;人事措施、行政措施、引导措施、财税措施、金融措施等不同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京津冀节能和减排的有效性具有明显的差异;三地对不同政策措施的使用方式、使用程度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对京津冀协同推进节能减排的治理工作提出挑战.论文还从京津冀完善单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使用、加强市场手段的应用及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等方面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Journey towards independent living: a grounded theory investigation of leaving the care of Girls & Boys Town,South Africa

The journey out of care and towards independent living is a challenge for many care-leavers. There has been little research into the social processes involved in this care-leaving journey.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a grounded theo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re-leaving journeys of nine young men who had, several years previously, been in the care of Girls & Boys Town in South Africa. Working from a resilience perspective, with an ecological emphasis, four central social processes emerged that together explain the care-leaving experiences of the participants. These processes are striving for authentic belonging; networking people for goal attainment; contextualised responsiveness and building hopeful and tenacious self-confidence. These four processes are located within contextual boundaries and at the social environmental interface. The paper presents these processes in detail, drawing on selected narratives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integrated with additional theory.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may contribute to theory building concerning care-leaving processes and enhance youth care practices for youth in care and leaving care.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的角色转型——兼论中国困境与出路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1.0时期、2.0时期到3.0时期，城市逐渐实现了从“幕后参与者”到“共同引领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转型既得益于全球治理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更受惠于城市外交理论的推动和全球气候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之驱使。就目前来看，中国城市的这一“共同引领者”角色还无法完全体现出来——不仅在隐性的“南北分割”的权力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分歧中，面临着对外发展的困境；而且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行动的“单向”型构造及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治理责任”的两难抉择中，面临着对内优化的瓶颈。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可以采取“两条干路+六条支路”的“两轨并行”式路径来寻求合理的应对之策。国家可以在寻求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之时，进一步完善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立法，并赋予城市以一定的自主性；而城市也可以在深化城市气候外交，加强与国家的“双向”型气候治理互动的同时，推动“韧性城市”的长效发展。     

关于高校中层副职干部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高校中层副职干部具有高校干部、中层干部和副职干部的群体特征，应当具备相应的政治、思想、道德、业务、能力和身体等方面的基本素质。高校应当按照现行干部配置规制，结合内部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任用干部。高校中层副职干部的日常活动涉及到社会、学校、家庭等多个层面，必须妥善处理好各种人事关系。     

对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规划的若干思考--基于《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1960-1975）》的分析

《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1960—1975）》是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规划领域的成功范例，规划内容通过州宪法性效力、州法律法规性效力以及行业约定性效力三种形式发挥作用。准确把握关键问题、秉持院校自治理念、深入开展调研等做法值得借鉴。我国区域高等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教育规划应当坚持治理理念、以人为本理念和系统论理念，对区域高校定位作出合理预期与安排，引导区域高等教育健康和谐发展。     

广西沿边"适应-竞争-合作"式 城镇演化模式研究 ——以凭祥、东兴为例

新时代不充分不平衡发展问题突出，加大力度支持边疆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要求迫在眉睫。广西沿边民族地区发展总体滞后，城镇发展模式趋同；东兴和凭祥在沿边城镇发展模式趋同的情况下，在“适应-竞争-合作”式城镇演化过程中，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发挥比较优势、培育优势特色产业、深化内外合作，实现了城镇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本文以生物学“趋同进化”理论为基础，结合新发展理念和东兴、凭祥的发展经验建议：广西沿边民族地区采取“适应-竞争-合作”式城镇发展模式，以创新增强各城镇内生动力，以互补合作促进协调发展，以绿色发展道路助推城镇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加强内外市场的联动性来深化城镇开放、合作式发展，以“省-市-县”、“县-镇-村”的互联互通推进共享发展。     

产需不确定下基于零售商风险规避的三级供应链组合契约模型

针对产需不确定下单一供应商、制造商和风险规避的零售商组成的三级供应链系统，建立了分散和集中情况下的最优决策模型。通过设计风险共担和GL组合契约实现了三级供应链的协调。讨论了风险规避零售商的最优订购决策，分析了风险规避对供应链期望效益的影响。比较了风险规避和风险中性两种情况下零售商的最优决策。探讨了组合契约的协调问题及契约参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供应链的期望利润随着产需不确定的增加而减少，风险规避下零售商的期望利润低于风险中性时的期望利润，零售商的期望利润随着风险规避程度的加大而减少，零售商最优订购量随风险规避程度的增加而变化。最后数值算例验证了模型和契约协调的有效性。     

零售4.0时代先行发货问题的大数据分析

在零售4.0时代，渠道的多样化不仅丰富了数据源，还能迅速生成大量数据，需要通过分析大数据，为决策提取有意义的信息，通过分析先行发货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种基于遗传算法（GA）的优化模型，预测顾客何时购买，然后在顾客线下单前将产品运送到距顾客最近的配送中心，解决先行发货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认为，需要先部署云计算来存储所有渠道生成的大数据，再应用基于集群的关联规则挖掘研究顾客的购买行为，根据“如果-那么”预测规则预测未来的采购情况，最后利用修正的遗传算法生成最优的先行发货计划；这种遗传算法考虑了其在运输成本和运输距离之外，还有预测规则的置信度，利用大量的数值实验权衡了先行发货中的不同因素，验证了模型的最优可靠性     

美国师德问责体系的结构、特点及启示——基于德克萨斯州的经验

美国德克萨斯州历来重视教育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建立了一系列教育工作者违规行为问责机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师德问责体系。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师德问责体系具有独特的结构与特征。颁布《教育工作者伦理规范》，使问责有法可依；设立专门机构，使问责主体明确；细化教师违规行为，使问责有据可凭；强调证据证词，使问责合理科学；重视结果多样，使问责责罚分明。这些对于促进我国师德问责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市场分割、政企关系与异地市场拓展

中国的市场仍旧存在某种程度的分割，如何突破这种市场分割到异地拓展市场是企业要考虑的现实问题。以前的研究主要是从省级层面或国家层面进行宏观分析。文章创新地从政企关系视角入手来考察市场分割情形下微观层面的企业异地市场拓展，也是首先把市场分割（和异地市场）分为省内（本市外）市场、省外市场和海外市场三个不同层面来研究的论文。用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微观企业个体层面检验了企业异地市场拓展的可能。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市场分割确实阻碍了企业异地市场拓展，但这仅限于省内市场而不是省外市场。此外，市场分割是有方向性的，从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的市场里走出来的企业更容易拓展异地市场，但此结论仅适用于国内市场拓展而不适用于海外市场拓展。良好的政企关系是有利于企业异地市场拓展的，但仅限于省外市场，对省内市场以及海外市场是无效的。文章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并分析了对于企业实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