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假象及其对“人口红利”释放的冲击

本文分析了当前普遍范围的用工荒是由于实际工资低于保留工资引起的农民工用脚投票结果。在此利用新家庭经济学单一模型理论分析这种经济行为是与简单单一个体预期效用最大化的经济行为相区别;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在金融资本及现代教育人力资本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家庭成员劳动力资本对外投资实施风险规避,在家庭内部实现收入分享,风险共担。这种经济行为带来的在工业制造和农业无法有效释放人口红利的结果,最终导致用工荒和环境负外部性以资本替代劳动的现代农业生产。     

学校乱收费凸现教育投资问题

近年来,教育乱收费再度成为社会焦点,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好的影响。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学校乱收费呢?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杜绝这种现象呢?     

绝地天通与中国政教结构的开端

五帝时代之所以作为中国史的开端,乃是基于如下的意识:作为中国传统的天下政教形态在五帝时代业已开端.它体现在帝与群神的二层级的政治构造上面;这一构造对应于三代王制中的天子与诸侯的共治结构;而在天下型国家成立之后,这一构造又变易为圣与王、君子与君主的共治结构,构成了中国两千年传统政教形态的典范.帝与群神的分工,导致了对民的统治被架置在文化上而不是狭义的政治上,初步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教将政治镶嵌在文化中的基本精神.     

媒体寄生现象观察

一些人与媒体无关或媒体自身发展并不需要但却依托媒体的经济实力或社会影响力谋生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媒体自身的健康发展.寄生现象分为游离层、松散层、紧密层、核心层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表现为:假冒记者,敲诈勒索;"稿件制作工厂",骗取稿酬;所谓自由撰稿人,追求稿件见报率以获得稿费,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编造假新闻;通讯员搞有偿新闻,招聘人员以记者身份谋取不当利益,还有的传统媒体行政人员缺乏敬业精神而勉为其难.解决媒体寄生问题,就必须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职业道德感、社会责任感,深化媒体管理机制、人事制度改革,让寄生者"无从下嘴".     

收益和稳定性视角下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业务的经济效应

基于中国86家商业银行1999-2009年的数据,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探讨中国商业银行非利息业务发展对收益和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商业银行的收益不仅受本期非利息收入的负向影响,而且受上一期非利息收入的负向影响,但是非利息收入对稳定性的影响却不显著,与国外研究结论相悖;佣金手续费收入与收益显著正相关,投资收益与收益显著负相关,与稳定性的关系均不显著。     

先秦“话体”的生成、性质及文体嬗变

先秦时期的祝官文献主要面向神灵,但有时也指向世俗层面,如《周礼》六辞。“六辞”中的“会”是“话”字的假借,因此“话”是一种指称“善言”的仪式性文体。祝官在早期承担训诫的职能,他们在工作中常常会积累辑集一些格言谚语以用于训诫。这些辑集的格言谚语形成话体。“话体”最初作为一种承担着训诫职能的仪式性文体,它属于祝官文献。随着史官群体及优人群体的兴起,产生了语类文献及优语文献,这些文献促使“话体”由神圣性文本向世俗化文本的转变。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一是“话体”为“语体”所继承;二是“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在殷商及西周早期一般用“话”来指称记言文献,这一用法在春秋时期被“语”体所取代。先秦时期重视讲说故事的“善言”性质,而话本及说话伎艺突出故事的娱乐性,这种由“善言”到“故事”的转化实际上反映“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     

动产浮动抵押的风险及防范对策

为促进融资、发展经济,尤其是解决中小企业和农户的发展资金瓶颈问题,我国《物权法》创设了动产浮动抵押制度,但该制度也有其固有缺陷。我国动产浮动抵押的风险,主要表现在抵押标的物容易出现恶意流动、形态易转化、难以封存及担保效力不高。为防范上述风险,文章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包括：明确＂正常经营活动＂和＂合理价款＂的内涵、赋予动产浮动抵押权人汇报、质疑、变更以及保全的权利、通过限制性条款来合理限制动产浮动抵押权人的自由处分权、确立动产浮动抵押的财产管理人制度并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论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期间

从国际航空公约规定、司法实践看,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期间的主要判断标准是承运人对货物的掌管;在实践中,应考察当事人的约定、承运人对货物的控制等两方面因素,综合判断承运人对货物的掌管状态,进而确定航空货物运输期间。此外,在判断航空运输期间时,应当区分辅助运输与替代运输的概念,以更加妥善地解决当事人间的法律纠纷。我国《民航法》应简化航空运输期间的认定标准,并引入替代运输的规定。     

钙钛矿锰氧化物电荷有序体系中自旋玻璃行为研究进展

本文对国内外钙钛矿锰氧化物电荷有序体系中自旋玻璃行为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对通过B位掺杂和外加磁场来研究自旋玻璃行为的新方案提出了初步设想。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控告犯罪权之完善

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不能仅仅成为国家追诉犯罪的工具,而应该具有诉讼主体地位,其权利应当得到保障。控告犯罪是刑事诉讼的起点,我国被害人控告犯罪的权利存在着诸多缺陷,不能保障被害人的有效参与。应当完善被害人控告犯罪的权利,保障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效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