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民族史观与高超叙事艺术的整合——评《史记·西南夷列传》

《史记·西南夷列传》描绘了西南地区内部各民族的独特特点,追溯了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交往的历史,重点讲述了汉武帝三次通西南夷的情况,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史观;将复杂繁乱的历史问题叙述得条理分明,体现了司马迁高超的叙事艺术。     

以史为鉴与道德评判--论司马光的咏史诗

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咏史之作与那些以文学才能著称的诗人所作咏史诗判然有别.不以寄托见长,而主要蕴含了作者的历史意识和道德评判.他的咏史诗与他的史论相呼应,又似读史札记,这种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生命主题的范本——试论《史记》生命主题的艺术表现

司马迁在史学巨著<史记>中熔铸了强烈的生命意识.本文对<史记>反映这一内容的四种艺术表现手段进行了重点论述,这四种表现手段与<史记>所表达的激荡淋漓的生命情绪和宏阔豪迈的生命体验互为融合,使<史记>的生命主题达到了很高的审美境界.     

悲而不哀 怨而不弃——论司马迁的悲剧意识

司马迁的人生有着惨痛的经历,然而他既是那个时代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通过《史记》我们了解到司马迁对人生之悲、社会之悲的不凡见解。司马迁的悲剧意识既是深刻的,也是超越的。他既看到了人性的劣根性、社会的弊端、人生的无常,又能立身高处,悲而不哀,怨而不弃。     

论皇权统治与诸葛亮、司马懿的政治选择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三国时期的托孤重臣,两人起点相似,却做了忠诚和谋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选择。究其原因,主观上有个人因素,客观上则与两国不同的皇权统治密不可分。总体看,蜀汉皇权统治顺应了以诸葛亮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维护和发展了他们的利益,使诸葛亮满门为皇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魏皇权统治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以司马懿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没有维护好甚至危害了他们的利益,最终导致司马懿家族谋逆和夺权。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浅谈司马迁的崇高体验

司马迁为之作传的一些人物，或以事业，或以人格，或以才气，或以精神气质令司马迁倾倒，给其带来强烈的崇高感。作者将这种感觉融入笔端，后世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时，也受到强烈的震动。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基于对“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诗》三百”与“季札观乐”、“思无邪”、“孔子删《诗》”的权利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等五个方面的文献参证与综合论证,不难发现“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从《伯夷列传》看司马迁列传的三重意蕴

《伯夷列传》位列司马迁七十列传之首,此篇不同于其他列传体例,议论多于叙述,以议为主,它不仅是伯夷叔齐的传记,也是七十列传的绪论.作者司马迁发微阐幽,精审的史料选择展现了其作为史学家卓越的史识和史德,援诗入史和以议代叙的表现手法也凸显了其不同于其他史学家的悲情情怀,大量的议论叙述中彰显了他对至善的追寻.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探

司马迁著《史记》以"成一家之言",其主观动机是在历史叙事和历史批判的史书著述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即在史书的不朽价值基础上建立不朽之名。司马迁对自我价值实现不懈追求这一精神贯穿在《史记》的创作中,表现在《史记》的每个人物身上。这种精神源自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以道自任的自主精神与耻功名不表于后世的价值取向。司马迁在《史记》创作中不仅表现为对自我命运的关怀,更渗透着对历史发展规律本质的探索和对个体生命以及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