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利益平衡原则

利益平衡是知识产权制度追求的价值目标。利益平衡原则的提出根源于知识产与有形财产的自然属性以及知识产权与有形财产权在性质上的差异,知识产权制度中更多地体现出法律的控制。庞德将法律视为协调利益冲突手段的社会利益学说为利益平衡原则提供了法哲学上的基础。而在把知识产权界定为私权的同时对产权交易进行规制,这两方面共同作用所带来的经济学上的效益最大化则为利益平衡原则提供了经济学上的基础。     

引导与干预:不同汇率制度中的央行行为分析

广义汇率目标区制包括介于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之间的所有的汇率安排,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的不同,决定了汇率目标区制中类型的不同。在中央银行强有力的干预下,中心汇率和目标区公开是最具吸引力的一种目标区制,其根本特性就在于其汇率形成机制的内在稳定性,从而也是构建未来人民币汇率目标区制的较好选择。     

改进的OBS长度自适应门限组装算法

现有OBS长度自适应组装算法的突发数据长度门限的选择虽然随着业务流的变化而变化,克服了固定长度门限算法输出的突发数据的突发性,但仍然没有考虑业务流的自相似特性,因此不能有效降低输出突发数据的自相似程度和分组阻塞率。针对这一问题,该文提出了一种改进的OBS长度自适应门限组装算法,能根据到达的网络业务流的自相似特性自适应地调整长度门限值。仿真结果表明:在相同的调度算法下,更能降低业务流的自相似性,分组阻塞率降低一个数量级。     

四川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在对四川省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现状进行考查的基础上,从理论层次上论述二者发生关系的可能性,运用模糊统计方法得出四川省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呈强相关关系,并通过对四川省经济发展特点和劳动力人才市场供求状况的分析,指出四川省高等教育在适应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对策,供四川省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决策参考。     

货币政策规则对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的时变影响——基于TVP-SV-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货币政策理论出发,构建以稳定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的“多目标”货币政策规则理论模型,并采用1998年1月至2019年11月的月度数据,建立开放经济下的TVP-SV-VAR模型,实证检验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货币供应冲击、利率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的时变与动态影响。结果表明：(1)不同时间阶段,货币政策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存在较强的时变特征。(2)等间隔脉冲响应表明,货币政策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短期影响效应要高于中长期,而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却存在一定滞后性和扩散性,且价格型规则更有利于熨平外部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的影响。(3)时点脉冲响应表明,利率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弱于货币供应冲击,且利率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回到稳态均衡的速度更快。总体来看,在调节国际资本流动和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效果上,价格型规则优于数量型规则,我国央行货币政策选择应逐步从数量型规则向价格型规则转变。     

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现实基础与保障机制

中国土地红利是经济红利和政策红利共同缔造的特殊红利形式,彰显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从逻辑上分析,我国土地红利源于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城镇化和工业化、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区位优势、公共投资等因素共同推高了土地价格,奠定了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坚实基础。为维护土地红利的公共利益属性,国家一方面将其纳入公共财政范畴,以规范公共财政收支的方式实现土地收益“全民共享”,防止土地红利被少数人垄断。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改进土地收益的税法体系,科学界定房地产开发相关税收的税基和税额;健全土地征收制度,确保征地的目的、程序、收益合法且符合公益;推进土地红利城乡间公平分配,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实现土地红利共享。     

房价上涨对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人口数量和结构是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住房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刚需。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为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缓解人口危机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了探究房价上涨对于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利用31个省级行政区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和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房价上涨对人口出生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住房价格平均上涨1%将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0.13%~0.22%;房价上涨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在东部省份以挤出效应为主、在中西部省份是以财富效应为主。当前,通过遏制住房投资投机性需求、给予“刚需”人群购房贷款优惠、适量增加东部省份土地供给等手段,可以助力解决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     

从人域契约到自然契约：生态损害赔偿法理要义之证成与功能拓展

生态损害赔偿作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最重要的救济性制度之一,其规范的目的、动机、价值、架构等诸构件决定着生境主体及其权利何以成立的基础性承载和充足性解释。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从人域契约的“人域法”层面确立了“生境”的独特价值、独立的存在权和独立的法律人格;从自然契约的“人际法”层面打破了“人域法”理论的封闭体系,将伦理价值植入环境法律规则之中,摆脱了传统“人域法”对非政治化和非伦理化的唯理主义形式的追求和表达,复兴了中华法系“法律应当伦理化而非工具化”的灵魂与传统,确立了法益保护从“人域优先”向“人际优先”法律价值的转换,丰富了环境法理学的秩序观念和学理原则,拓展了传统人域法“主体中心主义”规则体系的界限与边界,为开启我国环境法从“主体模式保护”向“关系模式保护”生态法律观的变革与价值功能的转换提供了超越性的实践尝试与理论探索。     

我国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并行与融合

当前,在我国法律体系内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采用了并行模式。并行模式关注于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差异性,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利益维护。这虽然看似诉讼目的明确,符合环境权益救济需求,但其实际忽视了环境的整体性特征,不但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梳理,而且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甚至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裁判。面对并行模式存在的弊端,我国部分学者提出了强制合并、混合并存、另赋实体请求权、诉讼信托、诉讼担当等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融合模式,上述模式分别从诉的合并和诉讼实施权融合两个方面对融合方式进行了探讨,但是其中仍存在当事人诉讼选择权忽视、公私益失衡以及责任重复认定等问题。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使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环境质量,环境公益诉讼的数量日渐增多。基于环境问题的关联性、潜伏性特征以及环境侵害发生的阶段性机理,环境诉讼中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交叉使得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融合成为应然趋势。在尊重环境整体性特征的基础上,以追求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为原则,结合我国实际,以具备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作为枢纽,充分利用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权,构建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新融合模式,将有利于诉讼目的实现。新融合模式强调发挥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效能,争取将同一事实产生的公私益诉求在同一时段提出,并依据诉的合并将两者合并审理,继而,在进行责任认定时,关注公私益交融之处,实现责任公平分配。新融合模式尊重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避免了责任的重复认定,节约诉讼资源的同时提升了诉讼效率,不失为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理想选择。当然,该模式尚处于理论初探阶段,要想真正具备实践性还需要在自诉讼制度、监督机制以及协作配合等多个层面进行建设构想,从而为环境诉讼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Estimation of critical points in the mixture inverse Gaussian model

The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for the critical points of the failure rate and the mean residual life function are presented in the case of mixture inverse Gaussian model. Several important data sets are analyzed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For each of the data sets, Bootstrapping is used to construct confidence intervals of the critical poi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