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GDP核算实践：问题与对策

绿色GDP核算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通过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实际污染治理数据进行分析，指出越是GDP低下的地域，实际污染治理支出占GDP的比重越高。绿色GDP核算面临着基础数据、核算技术等方面的难题。最后，提出了现阶段绿色GDP核算应量力而行；在企业中推广环境管理体系、企业年度环境报告书制度和企业环境会计核算等对策。     

宗教文化景观产生的环境背景——以青海石经墙与山西云冈石窟为例

青海石经墙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是在不同地域产生的具有很大差异的宗教文化景观,本文通过对青海石经墙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产生原因的分析,说明宗教文化景观的产生和发展与其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Health Risk,Inequality Indexes,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equality indexes have long been used to analyze distributions of income. Studies have recently begun to use these tools to evaluate the equity of distributions of environmental harm. In response, issues have been raised regarding the appropriateness of using income-based measures in the context of undesirable outcomes. We begin from first principles, identifying a theoretical preference structure under which income-based tools can be appropriate for ranking distributions of “bads.” While some critiques of existing applications are valid, they are not a justification for rejecting the approach altogether. Instead, we show how standard income-based measures can be adjusted to accommodate bad outcomes. Rather than inequality indexes, we argue that equally distributed equivalents (EDEs) are well-suited for this purpose since they account for levels and dispersion of outcome distributions. The Kolm–Pollak EDE is particularly useful, having the advantage of consistently evaluating both bads and their complementary goods (e.g., mortality risk and survival probability). As an illustration, we show how these tools can inform an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alysis of a propos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rule addressing indoor air pollution.     

政府监管与企业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的模糊博弈分析

针对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实施环境行为博弈分析中无法对双方的损益情况做出判断的问题,文章结合三角模糊数构建了政府监管和企业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的博弈模型,分别指出了纯策略纳什均衡和混合策略均衡情况需要满足的条件,讨论了政府与污染环境企业博弈策略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为政府监管与企业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顺利实施提供了相关建议。然后通过三角结构元方法对算例进行求解,验证了结论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引入三角模糊概念更加符合实际应用情况,拓展了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的应用背景。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对消费者消费的引导和对污染企业的惩罚对企业是否决定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基于E-NSBM模型的中国省际资源环境效率动态评价

从资源环境系统的内部结构出发,将资源环境评价体系分为生产系统和环境治理系统,针对该结构建立了扩展强自由处置性下的网络DEA模型——E-NSBM模型,将其与窗口分析法相结合,对2005-2012年中国各省资源环境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生产系统效率普遍较高而环境治理系统效率较低;中、西部地区环境治理系统效率较高,但东部地区环境治理系统效率改进幅度最大;综合效率表现差的省份普遍表现为高的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和硫强度。因此,各省应根据各自发展需要来确定资源环境效率的改进途径。     

论基于利益分析的“环境优先”原则

从可计量、可对比角度而言,“环境优先”常被人们模糊地界定为环境利益优先于经济利益。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均应“分别兼具”人身与财产两方面的价值属性,即人身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环境利益,人身性经济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人身性环境利益与人身性经济利益同等重要,财产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之间也无所谓谁优先或者谁不优先。基于此,利益视角下的“环境优先”实质上是应指人身性环境利益优先于财产性经济利益。     

环境法“义务重心”的理论证成与立法回应

环境法“义务重心论”是从“法的技术”层面提出的观点,是有别于“法的价值”层面而言的“义务本位论”,既非漠视主体的权利,也非“义务本位论”的回归,而是对环境权利“最给力”的捍卫与落实,其实践意义在于增进法律实效.环境法“义务重心”的客观依据正是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人类需要的基础性以及环境问题的特殊性.中国环境法亟需实现从“亡羊补牢式”“倒逼”到“未雨绸缪式 ”“预见”的“义务重心”立法理念匹配以及在合理配置各主体环境义务、扩充环境积极义务的内容、增加环境义务的履行方式以及强化违反环境义务的法律后果等层面进行环境立法“义务重心”的路径拓展,以期通过“义务重心”的环境立法变革增进环境法的实效.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的环境美德伦理探究

环境伦理学自诞生以来,一直以构建客观的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为主要任务,忽略了作为道德行为主体的人。面对这种人未到场的环境伦理学现状,学者们开始从美德视角研究环境伦理学。积极心理学是一种研究人类的积极力量和美德的心理学思潮,对伦理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借鉴积极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环境美德伦理强调发挥环境保护中的积极因素,特别是积极的人格品质,从而鼓励和影响人对环境的友好行为。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引入行政诉讼禁令判决的分析

行政诉讼禁令判决,是指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人民法院作出的,要求行政机关不得实施某项行政行为的判决,是法院为制止违法行政行为可能造成的潜在性风险的一种预防性的判决方式。我国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现有权利救济机制存在环境司法治理模式边缘化、政府环境风险监管责任乏力以及事后救济难以恢复生态环境等缺陷,因此,亟有必要在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引入行政诉讼禁令判决并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从而达到防范环境风险、树立司法权威和保障农民环境权益的目的。     

“波特假说”的人力资本条件分析与检验

“波特假说”预言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可以实现双赢。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是实现环境友好型技术进步以及环境-经济综合绩效提升的支撑和匹配条件,亦即人力资本是“波特假说”成立的重要条件变量。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水平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存在直接的正向影响,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较为显著;全样本估计中环境规制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直接影响不显著,而人力资本可以改善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间接作用于环境-经济综合绩效;进一步依据人力资本水平的分组检验,证实“波特假说”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的成立性,人力资本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显著,验证了人力资本是“波特假说”成立条件这一分析结论。“新常态”下,应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健全人力资本流动机制,并依据地区人力资本条件科学实施环境规制,才能推动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稳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