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孝之为孝礼的规定性

＂孝＂是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即父母子女之间纵向的＂亲亲之情＂,这种自然之情发乎于外,成为协调父子关系和谐的行为规范。这种发乎自然人伦的文明形式,与传统礼乐文化在＂伦理和谐＂的价值旨趣上是完全一致的。孝与礼相结合而为孝礼,是礼乐文化的逻辑起点。由礼乐文化中所确立的孝之为孝礼的规定性,首先体现在周人对祖先祭祀的宗教礼仪之中,进而逐步推展到丧葬、婚冠、生育以及对在世尊长的敬爱与服事之中。     

论观音变性与儒释文化的融合

众所周知,观音形相一般都以女性出现,但它的原型却是男性相。观音何时变性?为何能得到中国民众的广泛信仰,顶礼膜拜?其怎样适应中国的儒家文化,变成了中国化的女神?     

唐代忠孝问题探讨——以官僚士大夫阶层为中心

唐代对于官僚士大夫阶层在孝的方面有着完备的伦理要求、制度约束和行为规范 ,这一阶层在孝的实践上大多能做到“善事父母”。同时 ,唐人也重视为国建功立业 ,官员们力图做到忠孝两全。一旦忠孝不可兼得 ,他们可以依照不同的情况有所选择。忠先于孝 ,“死事一君”的忠节观念在唐代尚非主流认识。     

从中古女性墓碑文看中古女性价值观

整个中古时期的墓碑,主要以男性之碑为主。在为数不多的女性墓碑文中,又以中、上层社会妇人之碑文为多,从这些刊录中、上层社会妇人行履的墓碑文字来看,其对墓主生前价值的肯定,多称道其孝悌与持家、治家之道,其中又主要集中于孝姑与育子两个方面,而孝姑之行其源又出于育子之行。中国孝文化多讲孝母(孝姑),从中古这些女性尤其是妇人墓碑文可窥其一斑。     

“孝”之道的社会学探索

思想转化为行动，有一套复杂的传导机制，也伴随着思想本身在操作上的现实改变。由于孝的观念及其实践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极为重要，故可以作为一个重要范例加以考察。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孝，主要任务是探讨其运行的社会方式，包括它如何从儒家思想转化为中国人的行动并对社会产生真实的影响与建构。孝的本意在于事亲，但儒家将其同仁连接，进而成为仁的实现路径。至此，从仁至孝，可以看作一种从思想到行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孝所承担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其因“报本返始”的含义而构建起的天人认知框架。这一框架的基本运行方式即是由亲子关系形成的互报模式与情感的角色化。其基本核心依据在于其关系设置上的不对等性所产生的下一代对上一代的歉疚与报恩。孝一旦运行，会导致中国人将整个社会生活集中于家族谱系、社会温情化、伦理导向、关系网络、权威至上等方面，进而可以起到整合社会的作用。可以说，孝所形成的社会特征是中国社会最稳定的传统。虽然说新文化运动以来，其主导性已经式微，但其社会底色依旧。     

儒家孝道与当代中国伦理教育

当代中国伦理教育,在汲取传统伦理文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如何对待孝这一儒家文化的原发性的首要观念和德行。我们必须厘清传统之孝与现代之孝的区别,在传统社会,孝是首德和泛德;在现代社会,它只能是子德,是基础道德。传统孝道既有亲情的民主性的合理内涵,也有封建性糟粕,新孝道最本质的特点就是亲子平等。掌握孝道的“爱敬忠礼”的伦理精神本质,有助于提高现代孝道和全部伦理教育的水平。     

论“孝”在提升个人道德修养上的价值

传统孝道对提升个人道德修养有重要的价值.孝为立人之道,是个人道德修养提升的起点.孝是实践的历史哲学,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要循序渐进,还要注重外在的教化.孝也规定了个人道德的内容.     

论和谐社会视域下公民孝道教育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应该在吸收传统孝道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弘扬和提倡现代社会的公民孝道教育。加强公民孝道教育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应然诉求。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看,公民孝道教育的现代内容包括感恩教育、养亲教育和敬亲教育;公民孝道教育的现代实施包括重视孝道的知性教育,加强孝道的情感培育和强化孝道的践行教育。     

从“亲权”角度解读家园共育对农村学前留守儿童的影响——基于甘肃“3-6岁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促进”项目的实践研究

亲权作为法学名词,是指父母为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而照顾、保护其人身和财产的一种职责,是权利和义务的有机统一。亲权概念也应进入教育学界的视界,以帮助父母更好地履行父母职责、未成年子女享受父母照护,最终保障后者健康成长。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状况堪忧,围绕增进亲情开展的家园共育活动可转变留守儿童父母的亲权意识、增加其行使亲权的行为,从而提升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水平。     

元明戏曲舞台上的伍子胥形象及其审美特征

元明之际有关伍子胥题材或涉及伍子胥故事及评价的历史剧有十五种之多 ,这在中国戏曲史上是一个特例。而关于伍子胥每一阶段的形象塑造 ,都蕴含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以及广大民众对这一形象道德的、审美的评价。本文旨在通过对元明戏曲舞台上伍子胥形象及其审美特征的研究 ,进一步探讨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