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national policy entrepreneur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influence: individuals,organizations and their networks

ABSTRACT

The ‘policy entrepreneur’ concept arises from the Multiple Streams’ theory of agenda setting in Policy Studies. Through conceptual stretching’, the concept is extended to global policy dynamics. Unlike ‘advocacy networks’ and ‘norm entrepreneurs’, the discussion addresses the strategies of ‘insider’ or ‘near-governmental’ non-state actors. The analysis advances the policy entrepreneur concept in three directions. First, the discussion develops the transnational dimensions of this activity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econd,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charismatic individuals, the discussion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and reputations for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and access into international policy communities. Organizations maintain momentum behind policy solutions and pressures for change over the long term when individuals retire or depart for other positions. Third, the discussion outlines four distinct entrepreneur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that both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cultivate and deploy to enhance their power and persuasion in global policy processes and politics.     

社会转型与观念变迁--以“道德缺失”为中心的考察

尽管“道德缺失”是转型期中国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但当代的“道德缺失”现象并非严重到了危机阶段，中国古代也不是“道德天堂”。今天的道德困境可以归因于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这种问题的解决，需依靠有效的维护机制作为保障。落实到根本，还是要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市民社会。     

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

基于“2017年中国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随机调查数据，通过已有文献构建新媒体影响力和雾霾风险感知指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并探索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高新媒体影响力，能有效降低雾霾风险感知，而政府环保评价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的作用；并且新媒体影响力可划分为官方媒体影响力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官方媒体影响力不仅直接影响雾霾风险感知，而且通过政府环保评价间接对其产生影响；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仅通过政府环保评价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媒体融合时代下，提升公众对官方媒体使用频率，拓宽官方媒体信息发布喋道，完善公开透明的信任机制，同时加强对非官方媒体的信息监督和信息反馈机制，完善政府风险沟通机制，对现阶段中国环境风险的源头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回归与方法论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研究陷入了本土化与主体性双重困境,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深度转型,农村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大规模村庄研究的局限,要求中国农村研究回归深度的村庄研究,尊重农民主体性。在回归村庄研究的方法论上,文章认为要突破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等研究视角的局限,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分析视野中。村庄主位、农民主体、市场化过程同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互动逻辑,应该构成后中国农村治理研究时代的主要内容。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的角色转型——兼论中国困境与出路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1.0时期、2.0时期到3.0时期，城市逐渐实现了从“幕后参与者”到“共同引领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转型既得益于全球治理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更受惠于城市外交理论的推动和全球气候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之驱使。就目前来看，中国城市的这一“共同引领者”角色还无法完全体现出来——不仅在隐性的“南北分割”的权力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分歧中，面临着对外发展的困境；而且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行动的“单向”型构造及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治理责任”的两难抉择中，面临着对内优化的瓶颈。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可以采取“两条干路+六条支路”的“两轨并行”式路径来寻求合理的应对之策。国家可以在寻求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之时，进一步完善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立法，并赋予城市以一定的自主性；而城市也可以在深化城市气候外交，加强与国家的“双向”型气候治理互动的同时，推动“韧性城市”的长效发展。     

试论投资基金的治理结构

投资基金的治理结构包含三个层次,即基金的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制度安排、基金内部约束机制、外部市场压力及监管制度。针对我国基金治理结构目前存在的问题,可通过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将基金经理的报酬机制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挂钩、增强外部市场的竞争压力等途径,使之逐步完善。     

湖北省乡镇企业1978—2002年发展概况、问题及对策研究

1978～2002年,湖北省乡镇企业在企业单位数量、对经济增长贡献及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对该省经济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和不断完善,乡镇企业发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本文在深入分析当前乡镇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基础上,提出了乡镇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对策。     

论数学教育中的数学观念体系

本文从培养数学观念的角度，就数学教育如何培养人们的科学思维方式和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作一论述。     

信息时代国际传播的控制:从管制到治理

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使国际传播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使得民族国家的传播管制面临挑战,而把治理的理念引入国际传播领域,有助于探索在信息技术革命条件下国际传播管理的新途径。国际传播控制从管制到治理,实际是对国际传播秩序的改造和完善:从参与的主体看,承担维持国际传播秩序任务的既有政府组织,也有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团体等;从治理内容看,于侧重意识形态之外,又加入了保护民族文化、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等新内容;从范围上说,它已不限于领土范围之内,而是积极参与国际传播领域的合作,以建立有利于完成国内传播控制目的的国际传播环境。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产生的根源分析

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存在的问题中,公司治理结构运作失灵是阻碍国有企业深入改革的最大障碍。本文首先明确了当前认清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产生根源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了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产生的根源一一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经营者选择机制不合理和股本结构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