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偏离-份额法的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发展类型演变特征与转/承态势分析

科学把握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发展状况以及沿线产业转移与承接态势，对于整体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文章通过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分别计算出长江经济带9省2市2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2005-2010年以及2011-2015年的产业结构分量、竞争力分量及偏离分量，对2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发展类型进行判别并剖析其演变特征，从而把握沿线省市产业转移与承接态势，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下游2省1市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弱，尤其是上海与浙江，传统制造业迫切需要产业转移；长江经济带中游4省制造业总体发展态势尚好，应加快实现从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的转变，且需要改变一味承接产业的态势，部分竞争力减弱的产业也需要转移；长江经济带上游3省1市制造业的竞争优势相对不足，其中，四川省制造业发展优势最不明显，而重庆、贵州、云南大部分制造业细分行业发展相对较好，成为承接长江经济带下游制造业转移的重要地区。     

古典进化论中的“昆虫社会”之人类学考察

在古典进化论的理论发展中,“昆虫社会”的研究是一个被广泛而深入讨论的议题。诸如达尔文、赫胥黎、巴霍芬、柏格森等著名学者均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展开了富有启发的研讨,并衍生出关于社会分工、道德伦理、母权社会和创造进化等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学理思考。对于我们理解当时人文学科的社会理论建构而言,厘清古典进化论中的“昆虫社会”研究极为必要和关键。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制度研究

成果转化日益成为高校延伸其社会服务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的现状,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而体制机制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因素。本文从分析制约高校成果转化的制度障碍入手,以高校自主建设的专业从事成果转化的机构为样本,探索通过制度创新设计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新路径。     

论家庭的本质及其历史演进

家庭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其本质的深刻性体现在五个方面：即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形式,是最基本的生活单位,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受特定道德和法律约束的生活共同体,是社会生活有机体的细胞。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经历了由群婚制、对偶婚制到文明时代的专偶婚制（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历史演进过程,深入探讨家庭这一历史演进过程,对我国当代的家庭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制度排斥与流动儿童教育：基于实证调查的分析

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对制度如何影响流动儿童教育进行分析。从静的角度来看,制度分别从资格获取、教育资源、学习参与和发展机会等4个层面对流动儿童构成排斥;从动的角度来看,制度和政策的运作不仅给流动儿童教育带来体制性排斥,还存在因规则不完善而带来的规范性排斥,还有相关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形而带来的执行性排斥。静态的四方面排斥与动态的三方面排斥彼此交织,构成了流动儿童教育制度排斥的网络。     

Strengthening migration governance: the UN as ‘wingman’*

ABSTRACT

The plight of desperate migrants crossing the Mediterranean reached an inflection point in 2015 when an estimated 800 migrants drowned in a single day, painfully exposing dysfunctions in how States, reg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whole seek to govern a world with increased mobility of persons. By examining the response to the migration and refugee crises of recent years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 this article describes how States and the UN system are challenged to reconsider traditional hierarchies of power and influence since unilateral State action will not solve the migration problem. Migration solutions, particularly those providing greater protections for migrants in vulnerable situations, will require ‘coalitions of the willing’ between States,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local governments and non-state actors. Still emerging, such coalitions are interdependent; and their objectives will be the result of negotiating and bargaining amongst their members. They reflect multi-level governance in the collective handling of migration, revealing a more complex interaction, one in which local authorities and non-state actors are in some instances bypassing State-led interventions. For its part, the UN – armed with recent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at provide it with more centralised ‘orchestration’ capacities – is best suited to serve in a ‘wingman’ function, buttressing rather than leading such coalitions.     

四寨子的族群演变--一项族群社会学的历史研究

四寨子是历史上在今青海同仁县出现的一个社会文化背景复杂多样的移民聚落,曾经在这里居住的群体涉及今天的保安族、同仁土族、藏族、蒙古族、回族和汉族。本文试图根据有关的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把族群的演变放在具体的地理空间以及历史的社会、文化、政治环境中,用社会学的理论来建立资料之间的逻辑关系,对族群归属的社会定义和自我认同做长时段的历史分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再现四寨子族群演变的过程。本文所讨论的族群演变现象主要始于元末明初,止于同治年间,但也涉及到建国以后的民族命名和识别。     

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创业机会识别

基于奥地利学派的信息分布异质性假设和制度理论关于非正式关系是正式制度的功能性替代的观点,建立了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政治关系、所处制度环境和其创业机会识别的研究框架。来自广东、重庆和陕西共324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政治关系有效地提升了企业高管对市场环境中新机会的识别,且该影响在管制政策不确定的情境中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在市场法规更为有效的制度情境下,政治关系与机会识别的关系显著减弱,显示出市场化改革在制约权力寻租和经济利益转化方面的积极作用。     

我国地震保险法的立法思考

我国地震灾害发生率高,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大,健全完善我国地震灾害救济机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作为我国地震灾害损失补偿的主要路径的国家财政支持和社会捐助都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因此,制定与出台我国地震保险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国地震保险法的制定与出台应立足于政策性保险为主的先进理念,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和多元和谐的立法宗旨,坚持社会利益优先、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与防灾减灾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我国地震保险法的整体构架应包括总则、地震保险合同、经营规则、地震保险基金、地震保险监管、法律责任及附则等七个部分。我国地震保险法制度体系的建立需要重点解决好运营模式与偿付能力这两大问题。其中,运营模式要解决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在地震保险运作中各自的职责以及其中对所涉及各方关系的处理问题,偿付能力是地震保险有效运营的核心问题,因此,应通过设定合理赔付标准及解决赔付资金来源问题以确保地震保险的赔付能够得到保障。此外,我国地震保险法在地震保险产品的设计特别是保险费率与保险金额的确定问题上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总之,科学合理地提出我国地震保险法立法建议稿,可为今后我国地震保险法的制定与出台提供理念与技术的双重参考。     

中国医患关系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不完善,但医疗需求却呈现出倍数增长的趋势,这使得医患纠纷不断增加,甚至导致了严重的医患冲突,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阻碍了中国医疗保障的进一步发展。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中国的医患关系发展现状如人口流动的健康红利、医师成长的成本、“看病难、看病贵”的交易成本以及医患冲突的外部性等进行分析,提出应提高统筹层次以促进成本内部化,科学厘定产权以实现医保关系转移接续,通过制度和经济手段约束医师行为,建立多方筹资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化解医患矛盾等途径,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促进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