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功能语法学与英语教学

不同于传统语法所提供的各种语法规则,功能语法学是一种非常丰富的语言描述方法,它关注语言在各种社会语境中使用的不同形态;并且还观察语言所承担的各种社会功能以及对读者或听众所产生的影响。它应当被当成是传统语法的丰富和补充。同时,功能语法提供给教师的是一种很有效的深入理解语篇的方法,并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很多启示。     

“受事+施事+vp”型主谓谓语句的句法、篇章功能考察

"受事 施事 vp"型主谓谓语句的形成和使用受到句法、篇章的制约.在句法上有强调、突出受事主语和强调、突出补语成分的作用.在篇章中,受事主语有衔接连贯、对比和开启下文的作用,衔接连贯的受事主语能够使文气顺畅;对比的受事主语带有话题焦点的性质;开启下文的受事主语可以使主题统一;施事主语有对比强调和开启下文的作用,对比强调的施事主语带有对比焦点的性质;开启下文的施事主语起到主题统一的作用.     

话语实践:实践美学对后现代话语理论的超越——兼与章辉先生商榷

章辉认为实践美学没有吸收西方新的人文科学知识而走向终结。但从西方20世纪现象存在主义、解释学、考古与系谱学、交往理论以及巴赫金的表述理论等对“话语”的张扬,表明实践美学提出的话语实践类型,不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而且能融入到后现代语境之中,并超越了后现代的话语理论,从而使实践美学成为一种现代美学潮流。     

《红楼梦》语篇体裁标记语的英译

近年来《红楼梦》英译研究发展迅速,许多学者都从不同领域对其进行研究。但将功能语篇分析理论应用到《红楼梦》及其英译文的对比研究,国内外尚不多见。本文将以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理论基础,从语篇分析的角度,以《红楼梦》原著及其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为语料,重点讨论《红楼梦》作为章回小说,其语篇体裁标记语在英译文中如何处理的。     

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与超越

司马迁与汉代经学之间有着复杂关系。汉代经学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天人政治观、经学历史观、经学伦理观等层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著述动机,集中反映出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整体性超越。     

全球化语境中的对话文化学的建立

文化是永远朝向自我认同而存在的人的现实生活。由全球化凸现出来的文化冲突反映了人面对异质性存在而产生的自我认同危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而且表现在它们在当今人类文化格局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上,即西方文化处于权力话语地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却岌岌可危。文化对话不仅是人类共建一种异中求“和”的世界文化新格局的正确途径,而且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在当代,建立对话的文化学已刻不容缓。建立对话的文化学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对话范式在文化理论中的确立,而且要求我们在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展开对权力话语的批判。     

被改写的他者形象——从马德琳形象看贝娄的男性霸权话语

《赫索格》是索尔.贝娄的代表性作品。在描述马德琳形象时,作家通过男主人公将自己的思想情感与价值取向强加在女主人公身上,致使马德琳成了一个与“我”相对立的他者形象。贝娄运用描述者掌控的话语权力,不仅遮蔽了马德琳的真实面目,还对其形象进行别有用心的歪曲与改写。贝娄对“他者”马德琳的态度,客观上反映了作家的自我中心意识与男性沙文主义思想。     

英语报刊语篇中的词汇衔接研究

词汇衔接是衔接的主要部分。本文以韩礼德等语言学家的衔接理论为基础,对英语报刊语篇进行具体分析,指出词汇衔接能使语篇达到统一的语境,是构建语篇主题以及使语篇连贯的主要手段。     

习近平外交话语英译的叙事建构 ——以《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

作为习近平外交专著,《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全面体现了习近平外交叙事风格。以莫娜·贝克的叙事学概念为基础对习近平外交话语及英译进行分析,既能凸显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作用和功效,又有助于中国外交叙事的建构。通过叙事策略的运作,包括建构时空、选择性采用文本素材、建构标示以及再定位人物事件,译文重构了习近平外交话语的本体叙事、公共叙事、概念叙事以及元叙事。同时,叙事学与外交翻译的结合不仅拓宽叙事学学科领域,为外交话语研究提供新视角,而且为完成既定的翻译使命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保持政治上的高度、揣摩文化上的深度、把握思维上的向度以及巧用技能上的广度都成为译者顺利完成叙事建构的重要因素。     

后发展地区“贫困文化”话语：在学界与公众之间

以文献分析和扎根编码的方法,分析不同主体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发现：部分研究运用“贫困文化”理论以解释经济或教育欠发达地区的文化表征,使得西方话语构建的“贫困文化”在国内学界话语中发生变形。“贫困文化”逐渐被构建成贫困地区文化的集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集体表征是具有区域性的,倾向于认同经济后发展地区带有这种文化特征;公众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则倾向于个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个体表征主要集中在个人特征,认为“贫困文化”是个体主观意识不强或能力不足所致。同时,对“贫困文化”的认知在学界与公众之间出现趋同也说明,带有发展主义阶序关系的价值评判方式,已逐渐通过话语权力的影响,将“贫困文化”作为区域性的文化表征推向公众认知领域。这使后发展地区的人们成为“贫困文化”的指称对象,难以真正摆脱思想意识上的贫困。因此,学界话语有必要在了解不同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丰富“贫困文化”的基本内涵和表征,从而构建后发展地区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的良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