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借款的供求约束及解除

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一直是政府导向的,包括现在进行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应充分考虑到农村经济主体对资金的需求特征,只有这样,才不致于出现供给缺位和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因此,研究我国农村中最大的经济主体———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借款行为,通过对借贷双     

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中的角色定位

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着中央政府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推动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政策领域-时间维度”双重视角下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央地协同研究

本文以2009—2018年间中央及地方（以北京市等四个地区为例）颁布的263项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为研究样本,从实施领域角度,将产业政策分为财税支持、行业规范、规划引导、监督保障、其他措施等五类,经政策分解,将政策片段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五个环节进行匹配;在此基础上,测度不同时期产业政策央地总体协同度与政策实施领域间的协同度,并通过逐步回归法,确定影响政策协同的各政策效力指标灵敏度。研究表明："中央-北京"和"中央-深圳"的政策措施协同趋势基本一致,产业价值链各环节发展较均衡,而"中央-上海"和"中央-江苏"的政策措施协同趋势基本一致,存在"重使用、轻研发、轻市场"等失调现象;四地区与中央政策措施的协同差异主要体现在研发、生产和回收环节,提升"政策引导"和"保障措施"指标的政策效力有助于提升央地协同水平。根据政策分析,未来政策制定需从优化中央政策推广方式和加强监管保障等政策措施着手,根据产业链不同环节状况适时调整政策措施。     

基于复杂网络的投资组合优化研究

本文基于复杂网络的局部聚类系数改进了传统的全局最小方差投资组合模型。首先通过股票对数收益率的相关系数矩阵构造股票关联网络,然后计算股票关联网络的局部聚类系数,最后通过全局最小方差模型确定最佳投资组合。将改进后的模型应用于A股市场,经过夏普比率、信息比率和欧米茄比率的对比分析得出改进后的投资组合模型在样本外的表现优于传统的全局最小方差投资组合模型。     

环境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

随着绿色发展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各地政府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成为降低环境污染和提高增长质量的主要途径。为了考察地方政府环境分权和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本文利用非期望产出EBM模型测度绿色技术创新程度,并将绿色技术创新指数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最后,结合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空间集聚以及邻近地区的策略竞争效应;(2)环境分权对本地和邻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U型”变动特征,且现阶段并未跨越分权驱动创新的临界点;(3)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互效应整体为负,环境行政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等不同类型环境分权采取的策略并不相同;(4)区域环境分权产生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环境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更强。     

乡村振兴视域下陶行知乡村幼儿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持久的复杂系统工程,全面助力乡村振兴,农村幼儿教育先行。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农村幼儿教育发展,但因多种因素制约,当前我国农村幼儿教育发展急需解决关键问题,突破诸多困境。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已独到地认识到我国乡村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在实验和探索中形成了著名的乡村幼儿教育思想,这一思想与乡村振兴战略中优先发展农村教育的思想高度契合。乡村振兴视域下回顾陶行知的乡村幼儿教育思想,对于当前我国农村幼儿教育发展及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极强的现实启示。     

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现实基础与保障机制

中国土地红利是经济红利和政策红利共同缔造的特殊红利形式,彰显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从逻辑上分析,我国土地红利源于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城镇化和工业化、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区位优势、公共投资等因素共同推高了土地价格,奠定了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坚实基础。为维护土地红利的公共利益属性,国家一方面将其纳入公共财政范畴,以规范公共财政收支的方式实现土地收益“全民共享”,防止土地红利被少数人垄断。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改进土地收益的税法体系,科学界定房地产开发相关税收的税基和税额;健全土地征收制度,确保征地的目的、程序、收益合法且符合公益;推进土地红利城乡间公平分配,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实现土地红利共享。     

法治环境、融资约束和企业研发投入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研发投入则是提升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在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探索宏观制度环境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法治环境以及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法治环境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上述影响以及法治环境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效果,主要体现在探索式研发中。并且,法治环境的正向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显著。因此,应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和金融法治化改革,它有助于破除企业研发投入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和潜力。     

电子商务发展与农村中小企业创新

基于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发展指数、中国工商注册企业年检数据库和专利数据库以及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数据库,利用网商的特性和各个行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差异,探讨了电子商务发展对于农村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越高,农村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越强。电子商务发展通过缓解资金拖欠问题降低了融资约束,显著减少了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更高的农村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提升了其现金流的充裕性和创新产出。分所有制类型的研究结果表明,电子商务的作用在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私有农村中小企业中更为显著;而对于融资约束较小的国有村域企业,电子商务的发展并未在创新方面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来自关中袁家村的案例研究

长期以来,国家自上而下的社区规划变迁,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组织载体和制度保障,但农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自主性依然没有被充分激发起来。文献研究发现,对社区内涵和定位认识的不同理解会产生农村社区建设是基于共同体意识的凝聚、还是国家行政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两种演进脉络。以关中袁家村为例,从为何营造、营造什么、怎样营造三个层面切入,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改善民生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产、文、人、地、景”的乡村社区营造,国家规划变迁和社区自主实践相结合。指出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的启示是“三位一体”现代社区内涵的正确理解及其功能的准确定位,其引发的本土实践体现了国家主导和社会参与的互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