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妇女在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措施

对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状况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村妇女在政治参与中仍处于劣势地位;改善这一状况,应从制度保护、妇女组织功能强化、女性自身素质提高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     

氢化非晶硅膜的光学特性

用辉光放电法制备了氢化非晶硅(a-Si:H)膜,并对其光电导、光吸收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a-Si:H膜具有良好的光电导和光吸收性,是一种理想的廉价太阳能电池材料。     

东部发达地区应加速农村人口城市化——上海市郊区农村加速城市化问题研究

在生产力迅速发展 ,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的新形势下 ,东部发达地区应高度重视加速推进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问题。论文以农村生产力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的上海市郊区为例 ,对与加速农村人口城市化相关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 ,指出近年来上海郊区农村社会经济包括城市化虽已取得很大发展 ,但城市化仍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非农化 ,城镇的人口规模偏小、“分散式集聚”等矛盾也比较突出。论文提出了加速上海郊区农村人口城市化的目标 ,并对其可行性作了论证。在此基础上 ,还对近期迅速推进农村城市化应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进行了研讨。     

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的主旨及其当代价值

20世纪30年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进行了为期7年的乡村建设实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国内外也引起了较大反响。在今天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三农”问题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如何吸收借鉴国内外乡村治理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历史上一些乡村治理专家的思想智慧,促进农村现代化的进程,梁漱溟重视文化教育因素在农村进步和国家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深刻启迪。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乡村治权结构的优化与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既有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权结构的认识,强调从精英/能人的能动性出发,或是侧重于精英权力存在的社会组织土壤。然而这样认识路径,既弱化了传统共同体内涵的整体性权力面向,也遮蔽了边疆乡村社会复杂而又特殊的治权结构事实。通过中国西南区域农村深度调查材料发现,传统时期的治权结构表现为整体性权力与个体性权力的复合支配,具有三层逻辑意涵:一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整体对个体的支配,二是拥有权力的个体对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的支配,三是整体性权力支配往往优先于个体性权力支配。民主改革以后,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历史的底色尚未完全褪去。在当今社会,探析复合型的治权结构及其嬗变进路,促进治权结构的现代化,最终转向整合式的治理图景,无疑对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减贫的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演化及政策优化

对于推动我国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发展,政府政策支持与引导至关重要,政府减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依托于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主体决策。分别构建政府、企业、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协同系统发展参与主体均衡策略选择,分析政府减贫策略下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演化博弈稳定性,通过收益矩阵分析得出均衡策略和稳定性因素。结果表明:政府对企业的策略选择是影响企业决策的重要因素,政府积极推进策略有利于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合作演化;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减贫策略决策、投入成本对系统演化具有重要影响。政府“减贫”、农村电商“线上协同”、农村物流“线下协同”是现阶段政府减贫下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发展最优模式。     

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及路向分析——一种宏观视角的审视与判断

乡村治理不但需要有社会学、经济学等“解决问题”的学科介入,更需要有“分析问题”的哲学思考,因为分析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乡村之所以需要进行治理,一是源于浅表层面乡村的撕裂与破坏,二是源于深层的乡村风俗文化的改变。即,乡村社会功能的变迁与调整是乡村治理的最根本原因,经济、生态等方面的原因则属表层因素,乡村治理的实质是如何在城乡互动中对乡村进行重新定位、整合。乡村治理需要厘清“乡村”治理与城市涉农社区的“社区”治理之别,针对聚集型乡村和离散型乡村的差异性有治理侧重,否则容易陷入乡村政绩建设而不是乡村社会功能建设的陷阱。《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的出台标志着乡村治理体系转型的开始:由党建“引领”向“党组织领导”转变、由“三治融合”向“一元多方”转变。这种转变既利于聚集型乡村的城市化推进,也利于离散型乡村的防衰治理,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乡村展现与践行。     

新乡贤与乡村慈善:资源整合、项目对接与激励机制创新

新乡贤是实现中国乡村振兴目标的重要社会资源,尽管不同地区新乡贤群体由于结构不同导致其社会功能存在较大差异,但乡村慈善功能应是各地新乡贤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功能。乡村慈善也是当前中国乡村发展面临的最大短板,急需外部新资源注入推动。只有对中国新乡贤资源进行合理整合,搭建合适的平台实现新乡贤资源与乡村慈善项目的有效对接,积极创新激励机制鼓励新乡贤参与乡村慈善,才能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新乡贤资源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改善乡村生产与生活条件,助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湖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湖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基础设施改善,但部分乡村旧貌未改;农田荒芜严重,土地流转不畅;种养收入低下,农产销售困难;农村二三产业发展迟缓,集体合作社模式短缺;文化设施缺乏,风俗习惯落后;老农依然辛劳,养老问题难解。带来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认识存在偏差,发展缺乏资金与人才,集体经济脆弱,干部责任意识不强,缺少产业支撑,乡风治理乏力。文章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转变思想观念,改变投资取向;改善乡村交通,加强基础设施;完善村居环境,实施“五改五化”;推动土地流转,培育二三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发展合作组织;强化党组织建设,重视选人用人。     

近三十年来国内外乡村民宿研究进展

在体验经济背景下民宿旅游与乡村旅游迎来全新发展热潮。基于CNKI总库、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EBSCO数据库1990—2017年的文献,运用CiteSpace软件系统梳理国内外乡村民宿研究脉络。国外研究内容主要有乡村民宿消费者、民宿主及两者互动关系等;国内研究则注重实践探索,主要包括利益相关者研究、经营管理研究和延伸产品研究。国内外研究呈现研究对象体系化、研究视角实证化、研究方法定量化特点。未来乡村民宿研究要加强理论、方法等方面的探讨,注重地方文化挖掘、时空追踪及从业者心理建设等内容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