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新论

将法律后果界定为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要素,不仅与法律规则和法律部门的划分理论相矛盾,而且与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相冲突。法律后果中应包含奖励,有肯定性法律后果和否定性后果。规范适用的条件应是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要素。法律后果要素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只由规范适用的条件(或称为假定)和行为模式(或称为处理)构成。     

水库移民分享水电工程效益的制度逻辑、 实践困境及破解之道

水库移民分享水电工程效益旨在促成显性工程效益和隐性发展机遇实现跨地域、跨组织、跨主体的公平配置。 作为水库移民的应然权利,利益分享既符合公正补偿的制度逻辑,更彰显共商共建共赢的发展理念,但目前补偿救济色彩较重、市场导向偏弱,并存在后靠移民发展权利及机遇隐性被动减损、外迁移民脱嵌于迁出地及受益地发展红利、非农移民缺乏系统保障等实践困境,其原因在于水电工程综合效益量化难度大、参与主体关系地位不对等、执行管理机构人员配置短缺。 因此应健全水电工程效益分享协同管理机制,鼓励水电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优先助力贫困水库移民脱贫,灵活渐进地实现水库移民分享工程效益实践机制的稳步定型和有序推广。     

多重制度逻辑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异化 ——组织场域的视角

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途径,产业扶贫在实践过程中常常出现瞄不准或瞄准了但效果不突出的情形,组织场域为揭示其中的奥秘提供了有益视角。Y村的案例表明,在产业扶贫的组织场域内,地方政府与烟草公司在各自领域制度环境的制约下对自身参与产业扶贫的行为作出适应性的调整,改变了产业扶贫场域内的资讯交换渠道与资源传递方式,进而形成了组织行为主体参与产业扶贫的隐形运行逻辑。循此逻辑,非正式权力与利益的勾连固化了组织行为主体的权力关系与场域位置,扶贫资源经由村委会与合作社的承接更多流向村干部及种植大户等村庄精英群体,贫困农户则处于边缘位置。组织场域内中心--边缘关系结构的形成最终导致产业扶贫实践中制度表达与项目实践的背离。     

习近平新时代开放发展理念的致思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开放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大势,提出了新时代开放发展理念,指明了我国开放发展的新方向,奏响了我国开放发展的新乐章。习近平新时代开放发展理念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并以基本要求、布局安排、实施路径构成了其逻辑体系,彰显了继承性与发展性相统一、包容性与竞争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等鲜明特点。     

老字号品牌价值共创机理及对策研究——基于服务主导逻辑视角

将服务主导逻辑的思维范式引入老字号企业中来,结合消费文化和社会情景价值理论探讨该领域中品牌价值的共创机理,基于理论假设构建研究框架。以北京、上海、福建三个地区的不同行业老字号品牌企业为实证研究对象,对企业员工和消费者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通过修正的初始量表,基于PLS-SEM方法对收集的309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应用SPSS22.0和Smart PLS2.0进行分析,验证消费者情感价值共创的中介作用及互联网媒介交互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表明,消费者与老字号企业共同创造价值,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品牌企业关注基于互联网媒介下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和协同才能创造品牌价值共创的最理想点,最后为老字号品牌管理提供有益的建议和应对策略。     

研究生培养政策70年:演变逻辑与发展走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研究生培养政策经历了初创起步、推进发展、稳步延伸和调适深化四个发展阶段。在演进逻辑上，凸显出国家需求与市场诉求的权衡性、培养目标注重个人成就与社会发展价值的双维导向、培养质量保障体系趋向质量和效益二维共进等特征。研究生培养政策是个动态发展系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应在政策制定和发展的动力机制、政策目标的价值导向、政策执行的监督评价及保障决策等方面作出适时调整。     

探析“隧道效应”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

当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社会治理已经并将长期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在这些挑战和问题面前,我们如何通过对我国社会治理状况的深入分析,深化对社会管理规律和特点的认识,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本文从一个经济学的概念——"隧道效应"出发,将其引入到社会治理的研究中来,分析"隧道效应"发生背后的文化逻辑,并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这种正的隧道效应是否可以持续及其政策建议。     

A classification of resources for employee-based value creation and a future research agenda

This conceptual paper aspire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ly s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creation process of a specific value network (i.e., firm–employee context). Drawing on service-logic and resource-based frameworks, a classification of four diverse resource types in an organizational context is introduced (i.e., core, augmented, add-on, peripheral resources), based on their exchangeability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employees’ value creation and co-creation. This classification enabl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the unique features of different firm–employee exchanges in an organizational context, and delineates each type’s distinctive role in employee-based value creation activities. Four propositions derive from this classification; this suggests that not all resource types can be exchanged and that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various firm–employee exchanges to value creation is asymmetrical. A future research agenda is also presented, discussing the potential implications of this classification for contemporary organizations.     

认知问题和群知识浅析

研究群知识的形式模型有助于澄清抽象的哲学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然而，目前群知识的形式化的处理方法和哲学所讨论的群知识是相脱离的。对群知识的形式化的定义可称为集体知识，是关于公共问题的分布知识以及公共知识和全分布知识之间的桥梁。所有的知识都是基于对主体的不同概念的区分而获得的。为了对认知群和集体知识进行模型，需要引入新的克里普模型，即认知群模型。定义一个好的群知识有助于对基于群知识的更高层次的哲学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