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书法的审美取向

魏晋书法的率真、简淡、妍美等风格,与<世说新语>所展示当时名士求真、尚简与爱妍的趣尚互为表里.考察<世说新语>,将有助于我们解读魏晋书法.     

说《论语》中的"义"

"仁"、"义"、"礼"是孔子伦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孔子对殷周"义"的内涵做了充实和发扬,贯通了"义"与"仁"、"礼"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联系,"义"从属于"仁",是"仁"在作用层面上的体现;"义"是"礼"的目的和内容,"礼"是"义"的工具和形式,"义"落实凸现到现实操作层面就是"礼".     

传统诚信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的辩证分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传统诚信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有着新的时代内涵,二者的辩证统一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固有价值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要求。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传统诚信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的辩证统一,必须将以“以人为本”的理念注入到传统诚信观之中、注入到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之中。     

义利之辩视阈下的道德义务与幸福

从义利之辩的视角,可以得出道德义务与幸福具有功利型、义务型、双弃型和兼顾型4种．关系。和谐社会建设要求我们用全新的观念去理解道德义务、幸福及其相互关系。道德义务与幸福相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     

张栻的“性善”论说

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和由《礼记·乐记》而来的“人生而静”以上容说不容说,成为宋明理学性论的基本资源和中心的课题。程颐和张栻都主张性善,但是如何解释性善,在湖湘学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张栻对性善的解说及其援太极说入性论的理路,与朱学有着明显的差异,仍坚守了湖湘学以性为本的基本立场。     

“礼仪”与“礼义”考辨——兼谈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中对礼仪之“仪”的误解与误用

"礼"与"仪"原本不分的。"礼"是通过特定形式体现的特殊意义,"仪"是体现特殊意义的特定形式。形式与意义合二而一,形式本身就是意义,意义本身就是形式。"仪"就是"礼","礼"就是"仪"。当"仪"与"义"与"礼"相结合时,"礼仪"与"礼义"二词具有极大的相合之处,而不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仪"是形式,"义"是内含。一旦"仪"脱离了"礼",甚至背离了礼之义,即"礼"的基本精神,"仪"就褪变为虚伪的形式。所以在礼的本质方面,我们强调"以仁释礼";在礼的作用方面,我们强调"成人"——"成仁";在礼的特征方面,我们强调礼的无限性。这样,我们就把"礼仪"这一概念与当前学术界、特别是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方面所讲的"礼仪"完全区别开来。     

论荀子的社会正义理论

社会正义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人类总是想建构“善的制度”,即最为理想的社会秩序。自罗尔斯出版了《正义论》之后,人们开始热烈地讨论西方的正义理论。其实,我们中国的思想家也以不同的方式探讨着正义,在中国最早提出正义概念的是苟子。苟子从阐述人之性恶开始,指出人之性恶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存在,利益冲突导致了社会混乱,所以需要礼义规范,而礼义规范需要以正义为指导原则。荀子还阐述了正义原则、正义制度,并追问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荀子强调了人的社会性,但没有重视人的内在主体性,这是苟子社会正义理论的缺失。     

中国传统义利观与颜元的功利之学

颜元是明末清初之际“实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他针对“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提倡“唯在实学、实习、实用之天下”。其思想中的义利观,更以经世致用为原则,否定了宋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重义轻利观点,抉破了宋明理学思想的藩篱。与以往理学家“道德之事功”的观点相比,颜元更强调功利之学,讲功用必重收效,“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以期达到“经世致用”、富国强兵的目的。     

知识分子道德产出的伦理思考

知识分子要成为道德产出的生活者,其主体前提,是在遵从大众之不损、互利、共赢的利德基础上,矢志不移地践履义德;其社会前提,是任何时代都存在丑恶与黑暗,剥夺和贫穷,人性迷失和道德沦丧,它需要义德来呵护利德,更需要知识分子以践履义德的方式为社会大众释放道德生活的希望、信心和力量。接受了系统学科专业和知识体系训练的人,要在行为上成为知识分子,必须成为“知、仁、勇”的思想者,有独立自强的理性能力。这需要做五个方面的自我训练:一是确立理想人格,强化人文信仰、人文精神、人文诉求;二是坚守以学术本身为目的的立场;三是不断廓大以人本、民生、人间和大地为基本视域的学者情怀;四是日新其人间良知;五是尊重历史,以史为鉴,守护人类文明。     

《水浒传》中宋江形象的矛盾性

宋江是《水浒传》中最复杂的一个人物形象。作品以宋江为核心,以忠义为主线,把宋江塑造成一个"忠"和"义"的矛盾统一体。但作品对宋江的褒扬却又缺少典型生动的细节支持,致使主人公成为某种抽象的道德观念的化身,形象空洞苍白,造成宋江形象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