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研究

准确认识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系,有利于拓展数字经济影响的评估视角,也为发挥数字经济和区域一体化的融合倍增效应提供有益思路。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辐射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步伐正在加快,数据要素跨域流通打破了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的市场分割,助推城市群边界的有效扩大。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主要通过两个作用机制,一是推动创新主体跨城市跨区域进行合作创新,促进城市协同创新网络发育壮大;二是提升城市空间集中度,增强邻近空间范围内的城市要素集聚能力。数字经济的网络性、跳跃性及外部性特征放大了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构建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区域一体化协调机制和要素统筹配置机制正当其时。     

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来自关中袁家村的案例研究

长期以来,国家自上而下的社区规划变迁,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组织载体和制度保障,但农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自主性依然没有被充分激发起来。文献研究发现,对社区内涵和定位认识的不同理解会产生农村社区建设是基于共同体意识的凝聚、还是国家行政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两种演进脉络。以关中袁家村为例,从为何营造、营造什么、怎样营造三个层面切入,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改善民生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产、文、人、地、景”的乡村社区营造,国家规划变迁和社区自主实践相结合。指出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的启示是“三位一体”现代社区内涵的正确理解及其功能的准确定位,其引发的本土实践体现了国家主导和社会参与的互构效应。     

“城乡共富”:“共同富裕”的内涵要义与实践遵循

“城乡共享”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实现的重要条件,“城乡共富”是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核心要义,两者构成了“共同富裕”实现的理论基础。我国在“共同富裕”内蕴逻辑的主导下,沿着“城乡二元 城乡协调 城乡融合”逻辑遵循,建构了“以农促工 工农互促 城乡共富”的“共同富裕”战略,推动“城乡共富”程度递进发展,但在经济基础、消费服务、现代化设施、公共福利等领域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城乡相对差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塑造农村“富裕”的内驱能力;以“城乡融合”为向度,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催生农村“富裕”的外部动力,推动“城乡共富”迈向更高台阶,扎实推进,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运行机制

传统危机治理模式在应对新时期复合型风险中存在诸多积弊。创新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转变传统“工程能力”的应急治理理念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的基本面向。韧性概念的提出在丰富公共治理理论内涵的同时也为建构“中国之治”乡村危机治理体系提供学理支持。依据“解构建构”的逻辑理路尝试提出“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这一学术命题。基于“协同”和“信任”双重维度系统阐释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认为“多中心自组织协同”的网络结构形态强调党建引领下的“一核多元”;而“契约信任”是现代乡村公共秩序维系的前提,能够激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内生动力。基于系统内部各要素联动融合的作用机理与实践应用,从多元主体的协同组织机制、政社互动的秩序维稳机制、长效常态资源冗余机制、社区数字技术赋能机制和动态调适持续学习机制等方面探究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运行机制,旨在重塑全方位多层次的网络拓扑型治理共同体结构,接续推进乡村韧性建构与风险治理体系的融合。     

过度旅游的综合评价方法及其实证研究

针对过度旅游对旅游目的地造成紊乱的问题,对过度旅游的成因及危害进行总结分析,利用统计数据确定综合旅游密度、旅游强度、民宿密度3项判断过度旅游状态的指标,并将3项指标分数之和作为评价过度旅游的指标值; 使用Zipf分布双对数图与H/T断裂点法确定数据等级划分方式,采用定距分数累加方式建立过度旅游综合评价方法; 利用国内外代表性旅游城市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所建立综合评价方法的可行性。研究认为,过度旅游综合评价分数给出了旅游目的地过度旅游程度的相对顺序,能够推测各样本过度旅游风险所对应的要素,为制定过度旅游对应政策的优先级提供参考; 在样本城市中,国外过度旅游目的地注重流量管控、征收旅游税等三四级对策,而中国过度旅游目的地注重景区保护和流量管控等二三级对策,尽管国内样本城市旅游服务负荷已高于部分发达国家,但未出现排斥游客的过度旅游现象; 国内仍需要利用经济手段避免部分地区的旅游业依赖,升级城市景区保护为城市全域保护,适时推进旅游税政策。     

论改革开放的世界社会主义意蕴

挖掘改革开放的世界社会主义意蕴,对于提升改革开放的自觉、自信与把握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不仅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为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实践推进与制度文明提供了经验借鉴。首先,改革开放是对人类解放的当代诠释,凝聚了世界社会主义的价值共识与实践旨归;其次,改革开放开创了“命运共同体的社会主义”新形态,为世界社会主义迈向“真正的共同体”铺就了可行进路;再次,改革开放彰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正义逻辑,为全球正义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构建奠定了基础;最后,改革开放是对人类文明的新拓展,有效地释放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文明属性,引领着世界社会主义文明的时代趋向。     

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困境与构建策略

目前学界对小地域空间内跨社区环境治理研究较少。生态补偿是治理跨界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市场主导的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与政府主导的跨行政区生态补偿机制在补偿主体、补偿模式上有明显差别。基于云南M县的田野调查,探讨上下游村庄围绕水问题的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实践探索中的跨社区生态补偿存在补偿资金不足、补偿意愿较低、协商机制不健全和支付主体分散的困境。结合已有成功实践,从补偿定价机制、补偿协商机制、补偿支付方式、村庄治理能力建设等4个方面提出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构对策。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可以为我国大地域空间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积累有益经验。     

澳门社区治理模式的特征及启示

本文从治理主体和治理路径入手分析澳门治理模式的突出特征,研究发现澳门政府、社区组织和居民组成的治理主体权责分明、各尽其事,运用社会工作、公民教育和咨询协商等治理路径为澳门社区居民构建美好家园、和谐社区,这些突出特征为反思中国大陆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路径有效性提供重要参考.     

基于ROS平台的机械臂精确控制研究

基于我国东部农民工城市创业数据的分析,考察农民工城市创业历程（包括初次创业和调查时点的此次创业）是否受其人力资本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于农民工进入初次创业与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均有显著影响。由此,应尽快制定与完善相关政策（包括加强学历教育、职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等）,帮助农民工开启城市创业,并促使创业者尽快实现由生存型创业向发展型创业的转化。     

就近半城市化与去城市两级分化

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普遍选择的就近半城市化路径中,人口迁徙具有可逆性：一是从城市回流到农村的可逆性,二是从大城市回流到中小城市的可逆性。这两种可逆性勾勒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去城市两极分化”机制：类贫民窟作为物理载体仍然会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但在可逆过程中,它并不会形成一个刚性的城市社会贫民阶层,进而这种可逆性成为城市社会两极分化结构中的弹性要素;特大城市也会产生,但在可逆的过程中,作为纯资源接受者的中小城市将获得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契机,从而这种可逆性也构成了城市体系两极分化结构中的弹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