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自信”何以可能？

中共自信的实力,来源于中共政权本身的合法性。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有三个维度:一是理论合法性。中共的理论合法性只能寓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中共理论合法性的优势将荡然无存。二是道路合法性。道路目标的确定性决定了道路在逻辑上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保证了中共执政的道路合法性。三是制度合法性。中共执政的制度合法性绝不能以所谓"宪政"为标准,而应当以"立场"为标准。这个立场,就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守和贯彻。     

依宪治国与程序法治关系研究

依宪治国作为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一种重要的治国方略;程序法治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具有保障人权、实现正义以及防止公权滥用的价值,两者统一于依法治国,联系密切,不可分割,都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标志。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建设、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健全和落实宪法监督制度是完善依宪治国的具体措施,通过完善程序性立法、培养程序法治信仰则是实现程序法治的有效途径。     

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实证考察与治理路径

[提要]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推广，以特殊预防、社会控制和修复关系等理念为制度着眼点，蕴含着人文主义的善治观，可有针对性地矫治涉罪未成年人并回归社会，可有效控制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率与重犯率。然而，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考察可窥见，司法实务中社区矫正存在着矫正主体不明与矫正举措单一，尚未形成有针对性的矫正项目与矫正组织，以及缺乏相应的惩罚性措施与配套性机制等问题。针对践行障碍，有必要走社区矫正的善治之路，明确矫正主体的权利义务，实现矫正内容的实质化，建构全面、科学、专业化的矫正项目和风险评估体系，设立递进式惩罚性措施以及完善基础性设施等，逐步实现社区矫正从“技术性改良”走向“制度性变革”。     

民族基础教育政策变迁历程、逻辑及展望

[提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民族基础教育政策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普及初等教育主导下构建民族基础教育管理体系（1949-1980年）、教育体制改革背景下健全民族基础教育补偿体系（1981-1991年）、以实现“两基”为前提构建民族基础教育法治体系（1992-2001年）、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主要方式构建道德教育体系（2002-2014年）、以特色发展为工作重点挖掘民族基础教育文化体系（2015年至今）五个阶段。呈现出从“补偿体系健全”到“文化体系挖掘”，坚持“优惠与特色”为主要特征的“政策—理念”演进逻辑；从“教育规律遵循”到“民族政策贯彻”，坚持“教育政策贯彻与民族政策宣传”并重的“政策—环境”演进逻辑；从“管理体系建构”到“法治体系完善”，坚持“政府主导，民众参与”为特点的“政策—行动”演进逻辑。面对新时代背景与发展机遇，民族基础教育政策要坚持特色发展，引导政策理念向“文化性与人本性”的回归；遵循政策规律，创设“教育规律与民族工作规律”共显的政策环境；坚持良法善治，采取“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的政策行动，助推民族基础教育实现优质均衡发展。     

中青年干部如何走好成长路

<正>中青年干部是我国干部队伍的主体,是我们党执政治国的重要骨干。中青年干部队伍总体上看是一支政治坚定、务实肯干、团结坚强、群众拥护的好队伍,但也存在资历浅薄、性情急躁、工作浮躁、能力虚化等方面的发展"短板"。笔者认为,中青年干部要练好"腿功"、踩深"脚印"、迈轻"步伐",在成长成才的     

延安时期“新闻执政”基本理念和实践路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是一股活跃而强大的力量。笔者梳理延安新闻宣传理论文献发现:党新闻执政建设的初始创新的几个典型特点和特征,主要是通过新闻宣传理念确立,话语形态和文风改进以及合乎传播规律的动员引领体现出来的。新闻执政的内涵和突出的特点对当今新媒体背景下实现政治议题的有效传播具有启示价值。     

基层领导干部不作为的新现象与新常态治理

<正>十八大以来,从中国梦的提出,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的颁布,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即将结束,中国将实现新的历史跨越,步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但出人意料的是,不作为现象正在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领导干部中滋生蔓延,渐渐盛行于各地。这种现象具有巨大的潜在性、隐蔽性与危害性。如果重视不够,它可能长期延续,影响行政效能、民生福祉与党的执政根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决纠正不作为、乱     

论“依宪治国”在依法治国中的核心作用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法治的最高标准是宪法至上,依法治国需要强大的宪法支持。当前我国执行宪法时,存在公民宪法意识缺乏、宪法修改易受政策因素左右、法律体系不够完善、监督机制和制度匮乏等问题。加强宪法实施要从宣传和培养宪法意识、健全和完善宪法适用渠道、建立违宪审查机制和树立宪法权威等方面着手,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之路。     

社会化媒体崛起背景下政府传播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崛起使社会传播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传播权开始分散,传统主流媒体的地位受到挑战。社会传播格局的变化使政府传播面临直接传播陷入"塔西佗困境"、间接传播效力弱化、舆论调控手段受到限制等问题。因此,政府需要通过以下方式提升传播力:善用、善待、善管媒体,提高政府新闻执政能力;创造"白箱"政治,提高公众对政府传播信息的信任度;转变政府角色,提高政府信息传播的公平度。提升政府传播力是项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工作人员执政理念和传播观念的转变,也需要政治体制和传媒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