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生年考

司马迁生年存在两说,此两说均以《博物志》为主要考证依据,抛开《博物志》,以司马迁著述为主要考证对象,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其推演思路是以《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征和二年为基准点,以"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向前推出司马迁出仕的时间在元狩六年至元鼎六年之间,从而排出"景帝中五年说",在确定了司马迁出仕时间段后,依据"二十而南游江、淮"一句来推算他出仕时的年龄在前117至前111年之间,由此向前推,得出司马迁的生年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段",即司马迁生年当在武帝建元三年至七年间(前138—前134)。     

论《三叶集》《女神》对早期新诗观念的建构

《三叶集》蕴含丰富的诗学信息.郭沫若等在《三叶集》中有关“人格忏悔”的探讨,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场”,一个反思性“内面”得以登场.在诗学意义上,这标示着现代抒情主体的裂变与生成.《三叶集》建构的诗学观念在诗集《女神》中得到具体显现,二者构成互文性文本.《女神》显著的艺术特质是以抒情为本,确立了抒情的诗学本体地位.《三叶集》与《女神》共同推进了抒情主义诗学的建构,在早期新诗观念的建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价值.     

“世界文学”：概念辨析、逻辑维度、当代省思——基于《共产党宣言》的文本分析

《共产党宣言》科学归纳了资本主义文化形成的历史进程,对世界历史境遇下的文化发展趋势作了详尽的阐发.透过“世界文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文化发展的具体进路,呈现了文化随生产力、生产关系、全球化而发展的基本逻辑,提供了文化建设与文化治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文学”思想考察当今诸多的文化现象与有关文化发展的思想观点,可以获得多方面的思想洞见.文化具有经济性,也具有政治性;具有民族性,也具有融合性;文化发展具有被动性,也具有主动性.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封闭主义、“普世价值说”与文化发展的基本逻辑相背离.创新、交流、自主应成为文化建设与文化治理坚持的基本原则.     

西夏文《<金刚经广释>复注》研究与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西夏地区所流行的藏传佛教显教注疏以往较少为学者所重视,却是活跃于西夏地区的藏传佛教僧人学习、修行所必需的文本。此类文本主要以藏文原本和西夏文译本两种形式流传,文章所涉文献即是藏族高僧在西夏所造,又译为西夏文的《金刚经》注释书。该文献在遵循藏传佛教阐释习惯的同时,亦含摄了西夏王朝建立以前即流行于敦煌地区的汉传佛教学说,体现出当地僧人博收广纳的学习方式以及该地区多元交融的文化氛围。     

谱系研究：总体历史链条断裂中显露的历史事件突现--福柯的《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解读

找到没有本质的事物，也就是找到历史中的他者———这是一种将传统生物树式谱系链斩断后生成的新的谱系真相，尼采就是在这个全新的倒置构境层中透视传统道德和重估一切文化价值的。正是在这个传统谱系倒序的构境意义域中，福柯深入地发展了尼采这种新的倒置的谱系观念。他提出，谱系研究就是要重新面对那些被总体性历史棱镜剔除的黑暗中的独特事物和现象，让它们重现，即不再是某个重大历史目的和伟大进步目标的“阶段性”事件和“不成熟”的雏形，它们只是无本质的自己，即非目的论中的历史他者，这也就是反对起源的谱系研究的真正历史对象。     

理智与情感:为历史“正名”的方法——从刘保昌长篇小说《楚武王》谈起

历史书写中的“最炫流行风”在今天的文化市场上大行其道——用拆解、谐谑、碎片化、戏拟等方式拉平历史的深度,以“傲慢与偏见”来充抵叙述历史的自信,也经由这种时尚化的叙述使历史以“轻松一刻”的形式实现消费欲望的满足.刘保昌的《楚武王》则疏离“流行前线”,以史料为据,正本清源,守正而出新,为历史“正名”,以彰显历史意识、历史理性的写作姿态,以坚持文学之理想力量的叙事激情,以有文化承担的叙事态度显示出对当代历史小说叙事品格与尊严的坚守.     

文化翻译视角下《边城》英译本的“抵抗式”翻译研究

《边城》是京派小说家沈从文享誉世界文坛的代表作品，是描述“湘西世界”的典范之作。本文以杨宪益、戴乃迭英译《边城》为个案，分析杨氏夫妇如何在翻译中保留原文中的中国文化信息并成功传递给译文读者，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文化，并进一步细分、归纳了“抵抗式”翻译理论的具体运用。     

胡思敬编纂《问影楼舆地丛书》初探

胡思敬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史学家和藏书家,《问影楼舆地丛书》是其生平自费辑刻的一部专门收录史地著作的丛书,以收录边疆史地著述为主,同时还汇辑了一些有关中原地区的地理著作,具有资料珍贵、考释务实、有裨时政等特点,对当时边疆史地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时至今日,《问影楼舆地丛书》的内容虽已不足以适应现代政治、经济活动的需要,但在历史地理的学术研究中,仍为不可或缺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