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与犯罪的相关性解构与重构

传媒的犯罪示范与教唆虽确证存在,但无法解释受众反应的差异性,这表明传媒对犯罪的作用绝非止于提示榜样。人的心理图式的获得先于模仿,所以媒介呈现的示范意义在本质上取决于受众的人格特质,而不良媒介的长期涵化可能促成犯罪的个性状态。作为一种正常的文化现象,传媒与犯罪的关系定位不必纠结于直接或间接的性质界分。一些媒介仅对某些受众的某类犯罪产生关键影响,既不能否认传媒对犯罪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不能无限放大两者的关联效应。以社会学习的理论解构传媒与犯罪的相关性,有助于透视问题的实质。     

网络恐怖活动犯罪与中国法律应对——基于100个随机案例的分析和思考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恐怖活动犯罪快速地进入了网络空间,网络恐怖活动犯罪不仅成为传统恐怖活动的"扩音器",而且成为新的恐怖活动犯罪的生成平台,影响和危害都日益巨大。对于近年来利用网络空间实施或者生成的100个案例的分析,可以总结出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整体状态、发展趋势、行为类型,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凸显了中国法律应对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系列困境。为此,需要在平台机制、罪名体系、犯罪形态、普遍管辖四个方面构建体系化的法律应对策略。     

持有型犯罪中的“非法性”来源

持有有合法与非法之分,我国刑法中非法持有型犯罪成立的要求必须是非法持有。这种非法性评价并非来源于持有特定禁止物或管制物,也并非取决于持有主体资格或身份,而是对持有事实和"不能说明来源的"综合评价(法律推定)结果,它是抽象的。"不能说明来源的"与持有特定物品的事实共同构成"非法持有"的客观推定(评价)基础。     

论“破窗效应”对留守儿童犯罪的影响

通过一起留守儿童恶性犯罪,分析出"破窗效应"的环境负面影响对留守儿童犯罪心理的客观影响。主要有自身原因,家庭原因,学校原因,社会原因和群体影响等方面。通过这些分析能更好的预防和避免留守儿童犯罪现象的恶化。     

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的现状、特点及原因初探

经过30余年的发展演变,我国的有组织犯罪已呈现企业化发展趋势。综合分析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的过程与表现,可以发现有如下主要特征:企业化转型主要表现为有组织犯罪的企业化和合法企业的有组织犯罪化两种模式;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在组织形式上表现为利用企业或商业组织进行犯罪;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外部控制能力更强,社会危害性更大;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行为更具掩饰性,查处难度增大。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犯罪市场化以及由此所必然导致的犯罪组织化是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我国转型期社会环境及制度缺陷是促成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的重要因素;与企业制度的高度相似性为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提供了前提条件。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伴随互联网迅猛发展出现的网络帮助犯罪行为危害性日益凸显，为了规制网络犯罪帮助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当前，该罪在司法适用上呈现案件数量逐年递增、犯罪行为方式类型化、量刑差异较大、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性质认定不一的整体样态，该罪名的司法适用成为一大难题。对该罪名的适用，亟需从进一步研究该罪的性质以及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入手，为司法人员提供理论指导。     

网络“裸持”信贷中的犯罪及其刑法规制

通过分析“裸持”信贷中的犯罪现状，可知我国法律对裸持信贷规定存在不足。此类犯罪行为具有多样刑法性质和特定的犯罪规律。结合域外英美对信贷的立法、监管方面的规定，应当从刑法规制路径和社会制度层面的构建解决措施，完善规制裸持信贷的法律规制路径。     

货币冲击、贸易融资套利与中国商品金融化

商品金融化,引起一系列商品价格和库存异象。传统库存理论和诸多关于美国商品金融化经典解释理论均无法诠释中国商品金融化的形成。为此,将库存因素和贸易融资套利交易分别引入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根据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建立一个具备微观基础和宏观视野的商品库存理论框架,借助参数校准和系统脉冲响应分析发现,永久性货币正向冲击下,商品长期均衡价格上升;若伴随市场利率稳步下降,商品长期均衡库存向上移动;同时,一旦触发贸易融资套利交易,会对即期价格产生负向效应,而对即期库存产生正向效应,并加剧市场波动。研究表明,宏观货币因素是中国商品金融化的主要动因,而贸易融资套利交易则是中国商品金融化的独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