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初期国民教育发展概述——以“第三代国民教育说”为例

1960年代后期,蒋介石在台湾发起声势浩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旨在宣扬三民主义并自命为中华文化的道统传承者。为了促进中华文化的复兴,发展三民主义建设,以教育为本,极力倡导青少年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以望其成为复兴中华的斗士,为"光复"大陆冲锋陷阵。时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萧瑜远在乌拉圭,他提出"第三代国民教育"的说法,将当时的台湾小学生视为第三代国民,主张重视第三代国民教育。本文根据这一说法,对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初期的台湾国民教育进行梳理。     

新时代推进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三重维度

劳动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任务,因此,新时代推进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是青少年学生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新时代推进大中小学劳动教育需要从时代性、规律性、创造性三重维度着手,把握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时代特征,遵循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内在规律,激发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内生动力。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地“三权分置”变革研究——基于珠三角S镇的农业调查

土地制度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珠三角等地区的农业现代化经验表明,强化公有的土地制度安排可以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调整地权配置,提高了农地的利用效率,奠定了农业发展的制度基础。改革初期,村集体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形成了"服务集中型规模经营"。在城镇化的背景下,村集体反租倒包,整合了细碎化地权,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经营权。但是,现阶段的农地制度变革逻辑是从生产性制度向财产性制度转变,集体丧失了土地调整空间,锁定了地权细碎化格局,降低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因此,充分发挥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立足于土地公有制的改革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土地流转研究

新时代的农业现代化要求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实现乡村振兴。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是新时代农业现代化的制度基础。"三权分置"的改革不只是推动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在经营权流转前先要流转农户的承包土地,实现土地的集中和统一规划,积累土地资本。在此过程中流转的是承包地,农户的承包权没有丧失,只是改变承包权益的实现形式,农户通过承包权的股权化,取得货币收益。在土地集中和统一规划基础上进行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其目标是根据发展现代品质农业、提高附加值要求选择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是以土地资本来选择土地的经营者,以推动现代生产要素进入农业和农村。"三权分置"下土地流转的意义要充分评价。如果说农村前一轮的改革实行承包经营体制是释放和激发农民的劳动活力,实现劳动的价值,那么这一轮的"三权分置"的改革则是释放和激发土地活力,实现土地价值,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弱势地位。     

三重转型框架下农民工的形成原因及其特征分析

以发展转型、战略转型、体制转型为主要内容的三重转型框架以及该框架下的迁移劳动机制是农民工产生的主要原因。应将发展作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主要途径,进一步增加农村教育投入、完善农民工就业培训体系,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弱化迁移劳动机制对农民工的限制及影响。     

当代中国人的三重自我及“混融自我”

"混融自我"是指在多元文化混搭背景下,个体在多维涵化过程中形成的多个文化自我之间的混融。本文以"混融自我"作为分析工具,以当代中国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作为分析对象,梳理了中国社会三种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当代中国人三重自我(关系我、个体我和集体我)的关系,并从文化会聚心理学视角出发,提出了中国人"混融自我"的建构,即三类认同两种文化的二重"混融自我"和一类认同三种文化的三重"混融自我",进而指出中国人理想的自我系统应该是三种文化自我和四种混融自我的并存,最终指向"多元一体"的具有统整性的自我系统,其中,集体我或集体我为主导的混融自我与其他自我之间是并存、包容和指导的关系。     

所有权局限与政府作用：英美土地资本化流转经验对我国“三权分置”的启示

有效的农村土地资本化流转依托广义的土地产权结构，而不仅仅是狭义的土地所有权。英美国家的崛起历史表明，就促进土地资本化流转而言，土地所有权的公有或私有属性不是关键，关键是地权的流动性。自由资本主义的英美两国政府在其土地资本化流转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地权构建作用，政府对国内外开放性经济条件的合利利用则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既定的土地禀赋限制。社会主义国家更有理由充分发挥政府的地权构建作用。当前我国应着重促进公有产权与农村土地资本化流转市场有机融合，但同时也要认识产权作用的局限性，做好地权构建后的系列制度匹配。     

民法典时代土地管理法制改革契机与优化路径论纲

当前土地管理法制面临“弱市场化”“权力中心化”与“城乡背离化”本体性困境，就此需依托“政府—市场”上下联动、“权利—权力”内外反馈及“城乡一体协同发展”而反思转型和纾解。比较考量土地管理法制改革之两条进路，进而把握《民法典》“主体自治”理念对“去市场化”之修补、“权利本位”理念对“权力中心化”之矫正、“法律地位平等”理念对“城乡背离化”之扭转的有效调节和工具功用契机。具体面向《民法典》与土地管理法制因应对接时，应贯彻“私权自治与权力干预相统一”“资产效益与生存保障相统一”“协同发展与差异调控相统一”及“效益增长与持续发展相统一”等基础对接原则；遵循“政策引导—试点先行—入法推广”的基本思路，抓紧土地管理法制“废、改、立、释”等有效对接方法；聚焦农村集体土地且秉持从“权力中心化”转换至“权利中心观”的核心对接场域。着力推动民法典时代土地管理制度优化对策在顶层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统筹的“三块地”持续联动改革、重点的土地整治与耕地保护及其托底的土地管理法制保障机制等多维度发挥改革效能。     

从仪式到非遗:石首跳三鼓文化传承研究

石首跳三鼓是流行于石首的一种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丧葬仪式,其历史悠久,表演形式多样,文化功能显著,早已深深融入百姓的生活.近年来,石首跳三鼓由地方性祭祀仪式发展为国家级非物资文化遗产,其文化传承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石首跳三鼓正面临着文化空间压缩、殡葬改革冲击、市场化的局限等文化传承困境,从拓展文化空间、强化科技支撑、规范市场行为等方面,对石首跳三鼓文化可持续性传承提出了一些思路.